理性讨论：义和团是爱国者还是“爱国贼”？究竟是谁在极力贬低义和团？

纵观中国近代史，没有什么事件比义和团运动更广为人知。更值得玩味的是，这场波澜壮阔的农民运动，自发生之日起就形成了“妖魔化”与“神圣化”并存的评价。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义和团一定会崛起，也一定会以失败收场？为什么清廷一度大力支持义和团？又是谁在极力反对义和团？他们反对义和团的底层逻辑是什么？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来了。

义和团旗帜

为什么义和团一定会崛起？

最早考证义和团源流的学者，是曾担任过京师大学堂总监督，著有《义和拳教门源流考》一书的劳乃宣（1843—1921）。

他通过比对官方文献后发现，一份嘉庆十三年（1808）的奏折当中，居然出现了“义和拳”的相关字样。鉴于此，他认为义和拳的前身应该是“邪教”白莲教。当然，这一说法缺乏系统的史料支撑。

劳乃宣（1843—1921）

不过话说回来，他之所以对义和团进行溯源，本意就是想通过将义和团定为教门性质，以便为后续的镇压提供理论依据。

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义和团运动是否具备“邪教”性质，都无法耽误其“崛起”的进程。换言之，义和团运动的出现是一种历史必然。

老照片中的义和团成员

1）什么是“古典爱国主义”？

对于“爱国主义”一词的定义，《辞海》认为是“历史地形成的热爱和忠诚于自己祖国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是对待祖国的一种政治原则和道德原则”。

值得一提的是，古代中国的“爱国主义”，同时包含着“对君权的臣服”以及“对王朝强大与国家一统的渴望和追求”等因子。因此，古代中国的民众们不仅普遍崇拜“圣君明主”，还将“忠君”等同于“爱国”，这便是中国版本的“古典爱国主义”。

故宫博物院

坦诚说，这种“古典爱国主义”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被动、保守、狭隘。

结合史料看，凡是古典爱国主义表现强烈之时，大多数都是在国家遭遇外敌入侵或袭击之际。如果没有这一前提条件，这种古典爱国主义往往处在“静默”的状态当中（拓展阅读：一文概述：“庚戌之变”的前世今生（修订版））。

换言之，我们很难看到这种“对自己国家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在开拓进取层面存在什么突出的表现。

“庚戌之变”主题绘作

更何况，这种情感都是在封建小农经济条件下衍生出的中国中心论、伟大的自我优越情结中逐渐形成的。

因此，“古典爱国主义”往往带有自我陶醉、封闭保守、鄙弃“化外”等痕迹，进而形成了一种妄自尊大、自我满足的心态（拓展阅读：白鸟库吉的中国观：“南北对立”招致的“戎狄病”和“文明停滞”）。

即便到了19世纪后半叶，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不仅依然无视世界性的巨大进步，而且排斥一切“不合传统”的新事物（拓展阅读：清代中国的科技水平，为什么会远远落后于同期的西方国家？）。

码头市场，刊印年代1843年，出自《图解中华帝国——社会建筑风俗》

另外，由于儒家教育内容的陈旧落后，地理观念模糊，交通闭塞，缺乏全国性的感情联系，对于乡村基层特别是农民阶级来说，往往只跟乡土观念发生比较密切的联系。

这就意味着，这种“古典爱国主义”思潮，只有当本乡本土遭到外来侵略时才会特别强烈地表现出来。否则，很难直接形成理性的动力。

《图解中华帝国》中的中国民众

第二，依附、愚忠、蒙昧。

在古典爱国主义传统中还有另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即爱国始终和“忠君”与“忠于朝廷”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他们的观念中，“君主就是国家”，几乎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国家”认知。

因此，面对昏君执政时，他们可以冒死进谏，以死尽节，但不会轻易喊出造反的口号，更不敢取而代之。至于农民起义，本质上是阶级压迫的结果，与古典爱国主义没有多少关系。

以宋江为首的很多梁山好汉，其实就是“古典爱国主义者”

鉴于此，古代中国的“古典爱国主义者”们，只能看到国家的存亡兴废系于英明君主一身，不可能从王朝体系与政治制度中寻找病根。其结果就是，古代中国境内不可能存在滋生新思想与新理论的土壤，也很难爆发革命性的暴力反抗运动。

但在进入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的专制王朝体系已经成为了国家与社会前进的最大障碍。这就意味着，古典爱国主义思想的局限性，会伴随着近代反专制斗争的日益深入，展现出强烈的危害性乃至妨碍斗争的深层次发展。

央视《水浒传》结尾的“替天行道”大旗

第三，简陋、单一、脆弱。

前面提到，古典爱国主义思想，是在封闭的小农经济与文化条件下逐步形成的。因此，与西方国家的生产方式、社会文化条件下形成的“爱国主义”思想相比，内涵更为简陋、单一，并存在着一定的脆弱性。

古典爱国主义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暴力对抗，二是追求拼命主义（拓展阅读：身为革命元老的汪精卫，为什么会在职业生涯晚年心甘情愿当汉奸？）

纵观多方文献当中的记载，凡是称得上“爱国英雄”或“爱国行为”的，基本上都是在敌我双方对抗的情况下所表现的勇敢无畏和自我牺牲精神。作为对比，“活着成就爱国主义英雄业绩”的人物则很少。

岳鄂王像（《南陵无双谱》）

用发展的眼光看，这种表现形式在古代完全依靠人力和冷兵器进行的战争当中，具有决定性意义。但在进入工业时代以后，如果依然仅凭借这种拼命精神就显然不够用了。

历史告诉我们，在反对西方列强入侵的过程中，古典爱国主义曾有过充分的勇敢表现，虽然十分悲壮、但结果均以惨败收场。由此可见，单凭古典爱国主义思想，是不能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

电影《火烧圆明园》剧照

2）义和团“崛起”的必然

首先，从义和团运动产生的背景看，古典爱国主义思想是激发这次大规模群众运动爆发的最重要的感情因素。

自清廷与英法两国于咸丰八年（1858）签订《天津条约》以后，基督教逐步传入中国各地，并被朝廷“加矜恤保护”（拓展阅读：什么是中国：西方传教士笔下的清代中国）。

进入北京城的英法联军

值得一提的是，因为“传教习教者，皆免征赋役免兵役，皆免罪责”，使得教民的数量一路水涨船高。等到了光绪年间，已经达到了“普天之下，教堂林立”的地步。

这就意味着，各级地方政府乃至传统的社会秩序、阶级关系、风俗习惯都遭遇到了严峻挑战，广大民众的经济生活、切身利益与身家性命均受到直接影响。

《茶馆》中的马五爷，就是北京的教民

再加上“数十年来，总理衙门办理教案，从未见有教士责罚教民之事，官府包庇洋人，上行下效，民冤不伸”的现状，普通民众尽管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局部抗争，但都因得不到清政府的支持而遭到残酷镇压，他们心中的不平之气也必然越积越多。

实际上，就连慈禧本人也在《向十一国宣战书》中愤怒地表示，西方列强“乃益肆枭张，欺临我国家，侵占我土地，蹂躏我人民，勒索我财物。朝廷稍加迁就，彼等负其凶横，日甚一日，无所不至。小则欺压平民，大则侮慢神圣。我国赤子，仇怨郁结，人人欲得而甘心。”

《走向共和》中向各国开战的慈禧太后

一般认为，义和团运动爆发的直接原因与19世纪末以德国强占胶州湾的军事行动有着直接关系。

光绪二十四年（1898）二月，清廷与德国签订《胶澳租借条约》。后者不仅取得了青岛的“99年租借权”，还获得了修筑山东境内两条铁路等多项权益。这就意味着，山东人民沦为了瓜分狂潮中的首个受害者。

比如在德国人在山东筑路期间，“所至之地，尽将村落民居拆坏，遇坟墓建物即毁掘，不惟不遇路避之，且毁坟拆舍，一文不与。其士民田庐皆归乌有，无以栖止”。

另外，还出现了“铁路阻塞田间水道，有碍小民生计”以及管理铁路沿线的德国人调戏当地妇女等恶劣情况。

老照片中的青岛

考虑到风雨飘摇的清政府早已无法给予保护，于是他们便通过组建民间组织——各种拳会、乡团、秘密会社等捍卫自己的权益，还愤怒地减出了“我江山还我权，刀山火海爷敢钻；那怕皇上服了外，不杀洋人誓不完”以及“一片苦海望无津，小神忙乱走风尘，八千十万神兵起，扫灭洋人世界新”等较为激进的口号。

饱受欺压的民众们，幻想通过“神助”来实现“灭洋”的选择，固然充满着强烈的落后色彩。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迷信绝不是消极颓废的软弱乞求，而是在“神”的“掩护”下的积极、主动、坚强的自我抗争，哪怕这样的目标几乎无法实现。

老照片中的义和团

其次，从义和团运动的斗争对象看，也充分体现古典爱国主义的特征，即主要是抗击外敌乃至西方文化的入侵，捍卫自己的传统。

在义和团运动爆发初期，主要受到打击的是山东各地农村的教会势力。资料显示，“凡天主教堂，思尽烧毁，天主教士，思尽杀灭”。随着运动的进一步深入，打击的矛头逐渐升级为列强的政治与军事势力

资料显示，当地的义和团不仅发出了“三月之中都杀尽，中原不允有洋人，余者逐回外国去，免被割据逞奇能”的呼吁，还号召“男学义和女红灯，杀尽洋人海宇澄。待到枪刀无用日，试看霞蔚并云蒸”，最终极端地将所有外国人视为“物理消灭对象”。

老照片中的义和团

除了打击洋人之外，所有给生活方式带来颠覆性影响的外来事物，都无一例外成为了被摧毁的对象。比如有人以“铁路、电线皆洋人借以祸中国”为由，大肆“焚铁路，毁电杆”，还想去“毁坏海中的火轮船”，甚至连普通的洋学堂都成为了被捣毁的对象。

一言概之，义和团运动不仅是集“古典爱国主义”思想之大成的终极表现，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表现。当然，里面固然存在着正义与勇敢的一面，但也同时蕴含着愚昧无知的另一面。

老照片中的义和团

3）义和团运动的局限性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义和团运动被官方定义为“中国近代史上群众自发组织起来的、规模最大的反帝爱国运动”，但与太平天国运动相比，它既没有独立的政治纲领，也没有推翻旧政权与建立新政权的奋斗目标。

因此，尽管他们在初期打出了“反清灭洋”的旗号，但在“内”和“外”以及“洋”和“中”的民族矛盾中，囿于传统的“爱国忠君”观念，他们最终还是把清朝视为国家的象征予以保护。

义和团的“扶清灭洋”旗帜

不过话说回来，义和团想爱的“国”，必须是回归传统的大清帝国；效忠的“君”，也必须是符文化合传统的君主。

鉴于其自带的这种“回归过去，背对未来，反对进步，拒绝变革”的特质，使得义和团居然能与清廷当中最守旧的顽固派分子们紧密结合在一起。

面对欧美列强的坚船利炮，义和团不仅不懂得审时度势，甚至拒绝使用更先进的洋枪洋炮，幻想依靠神灵的“护佑”取得成功。其结果就是，大批团众遭遇到了无谓的惨重牺牲。

电视剧《走向共和》中的义和团

总而言之，义和团运动既是对列强侵略的回应，也是“夷夏之别”意识与“天朝上国”观念的回光返照。

但是，这种掺杂着愚昧因子的“悲壮”与“勇敢”，是脆弱的、无法持久的，既不能阻止侵略的加深，也无益于推动社会的进步，是不值得提倡的（拓展阅读：读书笔记：“中华民族”内涵的沧桑巨变）。

为什么清廷要支持义和团？

前面提到，义和团运动有着浓重的“排外因子”，而这种“排外”也是特殊时代背景下的一个“历史的必然”。

电视剧《走向共和》中的瓦德西

1）洋务运动：被动的自强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惨败，使得清政府不得不与英法等国签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

咸丰十一年（1861）年初，恭亲王奕䜣会同桂良、文祥上奏《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至此，洋务运动正式开启。

辛酉政变后，掌握了最高权力的慈禧太后开始大力启用洋务派人士，兴办近代化工业，修建铁路，开创报刊，引进西学，建立新式学堂，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教育的近代化进程。

洋务运动的几个主要代表人物

不过话说回来，伴随着甲午战争的全面溃败，以李鸿章为首的温和改革派人士们逐渐被边缘化。

就拿李鸿章来说，在签订《马关条约》以后，他先后访问了沙俄、德国、荷兰、比利时、法国、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等国。

在出访期间，他不仅受到了盛情款待，会见了各国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以及达官贵人，还参观了工厂、农村、报社、学校、矿山、电报局、银行、军队、博览会等，对西方“立国政教”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

访问美国的李鸿章一行

从欧美归来后，踌躇满志的李鸿章觐见光绪帝和慈禧太后，不仅详细描述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并以中国贫弱提出“须亟设法”。

遗憾的是，他的意见并未得到重视，本人也未获重用，仅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被任命为总理衙门上行走，一度被时人称为“伴食之宰相”。

访问美国的李鸿章一行

2）戊戌变法：幼稚的变革

光绪二十三年（1897）冬，德国强占胶州湾。在严重民族危机的激发下，康有为于特意上《应诏统筹全局折》，呼吁清廷变法。次年四月，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戊戌变法正式开始。

《明定国是诏》内页（左），《京报》刊出的诏书原文（右）

坦诚说，戊戌变法是一场由涉世未深的青年皇帝与一批缺乏官场经验、充满书生意气的少壮派知识分子相结合发动的激进的、不成熟的改革。

比如谭嗣同曾以“蒙古、新疆、西藏、青海等处毫无利于中国”为由（拓展阅读：为了收复新疆，左宗棠都做出了哪些努力？（修订版）），建议将之卖掉“以供变法之用”；杨深秀等人不仅提议让伊藤博文主持变法，甚至还向光绪提出了“中美英日合邦”这一令人眼前一黑的建议。

谭嗣同在家书中认为，“朝廷毅然变法，国事大有可为”，对维新的前景十分乐观

因此，这样的变法既不可能取得成功，也无法得到任何政治势力的支持。比如庆亲王奕劻、载漪以及李莲英跪请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兵部掌印给事中高燮与福建道监察御史黄桂鋆等人纷纷上书弹劾康有为与梁启超等人。

八月初四，慈禧太后于颐和园还宫，同时令人将光绪皇帝送往瀛台。两天以后，她以光绪的名义发布上谕，宣布自己“再行训政”。十三日，“戊戌六君子”被杀，康有为与梁启超逃亡国外，许多参与或支持变法的官员受到了降级、革职、流放等处分。至此，戊戌变法以失败告终。

上排左起：谭嗣同、杨锐、林旭；下排左起：杨深秀、康广仁、刘光第

3）支持义和团：无奈的抉择

两股改革力量的相继被边缘化，使得以满人权贵为首的极端保守派进入到了大清帝国的政治与权力中心。换言之，截止庚子事变之前，这些人一直围绕在慈禧太后身边。

讽刺的是，他们非但不可能冷静反思自身问题或谦逊地学习先进技术，反而在屡遭列强侵略又无法逆转的局面下产生了极端排外的情绪和行为。

其结果就是，当起源于山东的义和团被驱赶到北京附近后，这一来自民间的具有朴素爱国主义性质的反西方力量，迅速与极端保守派人士形成了一股“合流”。

左起：山东巡抚毓贤、端郡王载漪（中坐者），二人都是义和团的忠实拥趸

义和团使用“神术”驱逐洋人的社会传闻，与朝廷内部占据主流地位的满洲权贵们极力想要排解内心屈辱感与挫折感的愿望走到了一起。

据《庚子国变书》等史书当中记载，端郡王载漪不仅对义和团的“神术”深信不疑，还热情洋溢地向慈禧太后表示：“夷兵所恃者火器，神拳复能制之，此天赞我也。”

左：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右：在东交民巷构筑工事的各国领事馆人员和卫队

后来，他不仅提出了派兵攻打各国驻京领事馆的建议，还与刚毅一道兴高采烈地将义和团请进了北京城，让“大师兄”们进宫为慈禧太后表演“法术”。

得益于政府的纵容与鼓励，这股民间的反洋势力变得更为壮大。只不过，这种“合流”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引发了难以想象的后果。

八国联军入京及登上紫禁城金銮殿

谁在贬低义和团？

对于这场轰轰烈烈的大规模排外运动，作为近代中国本土刊行时间最长的《申报》，在1898—1901年间合计发表了近百篇社论文章。

但与《清议报》等维新刊物不同，《申报》对于义和团运动的整个舆论导向都是否定的，从头至尾都没有给予一次正面的评价。

老照片中的《申报》

1）《申报》中的义和团印象

甲午战争以后，华北连年灾害，山东尤为严重。尤其是胶州湾为德国强占后，民众与西方列强的矛盾不断升级，教案层出不穷。

在1898年1—11月间，《申报》合计发表了12篇相关的报道与评论文章。除了对胶州湾事件进行评述之外，还分析了山东民众的心态，在对德国的侵略行为表示担忧的同时，希望清廷能够予以重视。

19世纪末的德军官兵

在刊发于十一月二十五日（1月6日）的《论胶人仇德事》一文中，作者认为，“积贫积弱的现状”是引发列强瓜分狂潮的重要原因：

中国兵力孱弱，远逊于欧西，自与日本交战而畏葸恇怯之情形不觉和盘托出，致欧西各国渐渐群起狎侮，无不欲鲸吞我疆土，瓜分我版图。

胶澳总兵衙门

对于胶州湾事件后的中德议和，《申报》给予了相对正面的评价。在刊发于十二月十七日（1月28日）《论胶州事已成和议》一文中，作者希望全国人民能够“抓住议和带来的短暂的和平时间，增强国力，早日走向富强，从而一洗前耻”：

圣天子英明……议和之举非但以民命为重，亦屈于目前冀伸于日后耳。惟愿诸公，振作有为，一洗外侮，则今日议和之事可不以为辱而以为幸矣。

20世纪初，一列运送德军的火车停靠在胶济铁路胶州站

不过话说回来，形势并没有按照《申报》希望的路线前行。伴随着社会与民族矛盾迅速激化，以底层民众为主体的义和团运动打出“扶清灭洋”的旗帜，迅速在山东、直隶一带蔓延开来。

作者将当时教案频发的原因，简单归咎于东西方的文化冲突，并没有看到在民教失和的表象之下隐藏的是民众与列强日益尖锐的矛盾。

老照片中的义和团团民

面对各地教案频发的现状，《申报》于六月二十日（8月7日）发表《团练卫民说》一文，给出了“团练遏其凶锋再禀报文武各官出兵弹压”，严惩起事者，保护教堂的财产与教士的生命安全等建议，保证不使列强找到理由对中国发起新一轮的劫掠。

坦诚说，《申报》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这一药方治标不治本。尽管从表象上看对于教案可以起到一定的镇压作用，但是对于底层暗涌的民族矛盾只会起到催化作用。

义和团的“扶清灭洋”旗、团牌、告示

义和团运动爆发初期，由于慈禧太后主张剿伐，山东境内的义和团遭到了残酷镇压。但是，随着义和团势力迅速壮大并打出“扶清灭洋”的口号，清政府与义和团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变化。

1900年春夏间，义和团在直隶地区蓬勃发展起来，逐渐从山东、直隶、河南迅速向山西、内蒙古以及东三省等地蔓延开来。对此，《申报》的态度十分明确，强烈反对清政府招抚义和团。

光绪二十六年（1900）五月六日（6月2日），《申报》刊登《论中国内忧之可虑》一文，提出“外侮诚不可不虑，内忧则更为急务”，主张清政府尽早出兵镇压。倘若再不及时制止，极有可能会让西方列强找到借口出兵镇压，进而提出更多不合理的要求。

法国画报《Le Petit Journal》刊出义和团反教的图画

义和团大军进入京津一带后，不仅大肆攻击城内的所有洋人与教民，还极力拆毁铁路、电线，最终演化成了一场盲目的排外运动。对此，《申报》做出了积极反应。

五月十八日（6月14日），该报刊出《搜除伏莽策》一文，抨击清廷“全不以民生国计为心”；两天后，再度刊登《论时局之可虑亟宜设法补救》一文，着重强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观点，希望清廷能够围剿义和团，不让列强轻易找到借口对中国发起新一轮的侵略。

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情况来看，《申报》当时的判断是准确的，对时局的分析也比较透彻，但慈禧太后并没有理会这些舆论。

破坏铁路和电线的义和团团民

五月廿五（6月21日），慈禧对外宣战。《申报》对清政府对外宣战的选择做出了及时反应，进行了言辞激烈的批驳。

就在同一天，《申报》刊出通讯《通州匪乱》与评论文章《论义和拳匪万无可抚之理》。次日，发表通讯《拳匪猖獗十二志》，提出了“剿拳匪宜调外兵”的建议；

六月五日（7月1日），《申报》继半个月前发表《愤言》后又发表《愤言二》，愤怒批判了怂恿慈禧太后对外用兵的毓贤，将其斥为“罪魁祸首”；六月十一日（7月7日），《申报》再发评论文章，号召“各省疆臣宜督兵入京剿平匪乱”。

《辛丑条约》要求严惩的王公大臣：庄亲王载勋，赐死；辅国公载澜，流放新疆；甘肃提督董福祥，革职

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义和团很快就败下阵来。六月中旬，天津陷落，八国联军兵锋直扑北京城下。在反对宣战无果的情况下，《申报》开始全面转向对于议和停战的期盼，并对此积极出谋献策。

六月廿九日（7月25日），《申报》发表《议和说》一文，三天后又发表《论中国宜早送各国使臣出京以冀和议速成》一文，希望统治者能够看清形势，早日将各国使臣安全运送出京，以便将来议和。

七月初三（8月4日），发表《保教策》一文，希望地方官员能够将各地的欧美教士们迁至安全地带，避免团民与教士之间的冲突，为将来的议和创造良好条件。

清末外务部正门

七月二十日（8月14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在议和阶段，《申报》希望清政府能够通过和洋人的接触，早日就议和达成共识，重获和平。

不过话说回来，同当时的沪上其他报纸一样，《申报》对于八国联军入京之后的暴行一直采取了沉默的态度，并没有过多的笔墨涉及。实际上，《申报》的有些言论甚至歪曲客观事实。

比如在七月二十日（8月20日）的《论联军入京事》一文中，作者居然宣称，“西人入京之后，并未有枪炮从事。此次各国联军之往攻京城也，无非以援救使臣，剿平拳匪为宗旨”。

从西安返回北京的慈禧与光绪皇帝等人

进入八月以后，法国提出了惩治祸首、赔款、拆除大沽炮台等六项要求，作为与清政府谈判的基础。

九月初八（10月30日），《申报》发表《答客问议和事》一文，将八国联军侵华的原因尽数归咎于义和团，认为“团民的无理取闹，引发了中外矛盾，是战争的导火索“。

经各国公使多次会议加以补充和修改，十一月初三（12月24日），各国共同向清廷提出《议和大纲》12条，清政府完全接受。

《辛丑条约》文本

值得一提的是，《申报》对于这一轮的会谈，表现出了较为乐观的态度。

比如在十一月十五（1901年1月5日）发表的《和议条款尚无大损于中国说》一文中，作者认为，各国所开“议和大纲十二则”已经议和大臣画诺施行，“中国不能保护使臣致惨遭毙及填墓为匪所掘，曲诚在我，不得谓外人之过于要挟也”。

该文不仅严重歪曲了八国联军侵华的史实，还将战争的原因全部归咎于中国没有保护好外国使臣，完全是站在列强的角度来做出论述的。当然，上述文章固然误导了不少民众，但也使他们对于欧美列强的仇恨心态有所缓解，为顺畅无阻地执行《辛丑条约》制造了舆论。

《辛丑条约》签订现场

2）为什么《申报》主张议和？

鸦片战争之后，上海成为了通商五口之一。在1845—1849年间，英租界与法租界先后在上海建立，大批外国移民随之涌入。至此，上海进入了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城市格局（拓展阅读：旧上海租界里的公园，真的悬挂过“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匾吗？（修订版））

上海租界示意图

一言概之，上海自从开埠以来，就不断受到西方文明的冲击，租界的建立更密切了中西方之间的联系。

进入19世纪末，尽管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呈现出了一片衰败的景象，但上海却呈现着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这构成了《申报》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

因此，与其他地区的大部分官员截然不同，上海官员的思想更多地受到了西方思想的同化。

正是他们以及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共同构成了上海的新兴社会阶层。他们与外国人关系密切，在关注时事时注重维护自己的个人利益，因此对义和团运动一直十分不满。

鉴于此，他们不仅不希望与欧美世界产生冲突，也不愿意蒙受战祸的损失，因为这会影响他们的生意。

内地最早的一本年鉴《Shanghai almanac 1852》刊载的上海地图

实际上，东南互保运动是他们乐于看到的。之所以赞成割地而非赔款，是因为害怕清政府将赔款的数额转嫁到他们的身上。

况且，即使真的割地，列强也绝不会对早已是通商口岸、拥有中国最大外国租界的上海下手，这些人照旧可以过他们的安生日子。

老照片中的外滩公园

另外，《申报》的创始人是英国商人安纳斯托·美查（拓展阅读：一百年前的“赢麻了”：大清帝国是如何“打赢”甲午战争的？）。

他在办报之初，就要求《申报》注重刊登议论时政的论说文，并且将“首论”即评论文章放在头版；作为对比，在《上海新报》等其他中文日报上，这个位置是用来刊登《京报》上的谕旨和清政府重要告示的。

因此，《申报》从诞生之初就注定了与其他中文报纸不同的立场，目标用户多为接近西方的官绅以及资产阶级，代表的主要就是这些人的心声。

老照片中的上海租界

尾声

慈禧太后等人从北京出逃西安，在途经数省、行程达数千里的旅途中，第一次亲身感受到中国内地的贫困和凋残。

比如一行人等行至河北怀来时，已经又饿又乏。前来接驾的县令吴永特意为他们弄来了五个鸡蛋，结果慈禧本人一口气连吃了三枚，将剩下的分给了“发长至寸余，蓬首垢面，憔悴已极”的光绪。

晚清较具影响力的六人，左起：庆亲王奕劻、荣禄、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

这般从未有过的经历，使得爱新觉罗家族的成员们开始进行政治上的反思，并第一次认真考虑变革。

光绪二十七年（1901）初，慈禧太后在西安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了宣布清廷变革意向的诏书。此后，摇摇欲坠的大清帝国在其最后的十年中，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社会改革运动，即“清末新政”。

“清末新政”除了由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发起和领导，涉及的领域与此前相比，不可谓不广泛。比如废除科举、创办新式学堂、奖励出国留学、兴建铁路、扩建新式军队等等。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正式提出了行宪的具体时间和步骤

然而，“清末新政”业已是“迟误的改革”，其在推行过程中受到《辛丑条约》影响，面临诸多限制。

比如清廷想要在全国范围内修建“巡警所”（派出所），然而在经历了《辛丑条约》巨额赔款以后，仅此一项，把全部国库收入加起来都不够用，更不用提其他的现代化建设了。

再加上民众的社会承受能力空前低下，使得清廷虽然制定了一系列改革计划，但终究只能“量入为出”。

老照片中的山西大学堂

须知，一场变革想要成功，离不开一个权力集中的强力政府。作为对比，羸弱的清廷不仅财政匮乏，而且失去了民众信任，本身执政的合法性与正当性被广泛质疑。所以，它的灭亡只是时间问题。

理性讨论：义和团是爱国者还是“爱国贼”？究竟是谁在极力贬低义和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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