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爆发后，为什么会有很多中国人主动帮着英军打清军？

爆发于1840年6月，由英国挑起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一般被视为中国近代屈辱史的开端。毕竟，一个坐拥4亿人口与80万军队的庞大帝国，居然完败于远涉重洋的2万余名英军，着实令人汗颜。

电影《鸦片战争》中的英国军队

对于清军的溃败，魏源在《海国图志》中认为，“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甲，非不坚利也；委而去之，是器利不如人和也”；有学者表示，“腐败的清政府不仅是被英国侵略军击败的，也是被不忠的臣民——遍地活动的汉奸所击败的”。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鸦片战争爆发后，会有这么多的民众主动加入英军当“汉奸”？为什么这些人“不忠于大清帝国”？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

鸦片战争主题绘作

不容忽视的“汉奸”现象

我国学界普遍认为，“汉奸”一词最早出现在康熙中期《黔书》中的“苗盗之患，起于汉奸”一句，泛指引诱苗人作乱或将枪炮、硝磺等违禁物品带到苗疆境内的汉人。

不过话说回来，“汉奸”的内涵很快就发生了转变，成为了“与他国交战时的通敌卖国者”的统称。比如在清缅战争（1762—1769）期间，缅军当中就出现了充当奸细的“内地氏人”。对此，乾隆气愤地表示：

此等内地民人，出入边境，率非安民之人。顾其中良莠不同，亦有难以概视之为汉奸者。如其人实系心怀叵测，为缅酋前导，滋扰边疆，其罪实无可逭，此即加之寸磔，予以族诛。

乾隆戎装照

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登陆作战当中，尽管英军遭受到了沿海和沿江民众的一些自发抵抗，但无论是规模还是烈度都比较有限；作为对比，很多地区都出现了大量的“汉奸”人众，帮助英军攻打清军。

实际上，早在1839年，就有大批“汉奸”在广州一带活动。进入9月，中英两国已经处于全面对抗状态。可即便如此，在沿海的部分偏僻港口内，一直活跃着大批向英国人兜售粮食、果子、糕饼、家禽、牛肉等物资的中国渔船。原因很简单，“英人无不厚给其值，并以鸦片与之兑换，使之两获其利。”

《大清帝国城市印象：十九世纪英国铜版画》中的中国百姓

1840年6月，鸦片战争爆发。次年1月7日，英军进攻沙角和大角炮台。据《道光洋艘征抚记》中的记载，“洋船炮攻其前，而汉奸二千余，梯山后攻其背”，负责守备的土家族将领陈连升战死，两大炮台迅速陷于敌手。

进入2月，英军逼近虎门。据《夷氛闻记》与《道光洋艘征抚记》记载，在英军正式发动进攻以前，就有当地人“沿途探水，暗放小舟，四测水势，因而内河沙澳，尽为夷稍所悉”。得益于这些人的帮助，英军“分路深入，破凤凰冈营，进攻东西炮台、海珠炮台，尽扼猎得、大黄滘两咽喉矣。”

8月15日，英军第二次进攻定海，双方鏖战六个昼夜未分胜负。就在这一节骨眼上，又有当地人主动为英军引路，致使清军迅速崩盘；在进攻镇海等地时，一些当地人假扮乡勇，配合英军作战；在攻克宁波以后，英军不仅在当地停留了半年之久，还招募了大量当地人充当巡捕，维持地方治安。

电影《鸦片战争》中的英军形象

英军迫近广州时，用金钱收买了幕僚姚某，令其接近参赞大臣杨芳，并“多方谄谀，遂能诱请至其家，得以盛席华筵，献以歌童美女”，将“美女剃发，假作男子，夤夜送至公所，迷乱其心思，煽惑其耳目，赠其所好，结为心腹之爱。故军营之法制，逆夷无不尽知，军营之筹备，逆夷无不尽晓也”，进一步加速了守军的溃败。

对于上述“怪现状”，赶赴浙江统筹抗英事宜的“扬威将军”奕经（1791—1854），在奏称当中如是写道：

曹江以东，到处汉奸充斥，商民十有七八，孰奸孰良，竟莫能辨。所有奴才等现在兵勇数目若干，营盘几处，某日行至某处，以及带兵官员，面貌姓名，莫不详细记认。至逆夷船坚炮利，向止于水路方便，而所有宁波一带，山势陆路，汉奸处处为之引导，反较我兵熟悉。

电影《鸦片战争》中的英军形象

在战事临近尾声的1842年7月，英军恶意封锁了镇江附近的运河入口。

得知此事后，瓜洲与义征两地的盐商们，共同推举颜崇礼为代表赶赴英军军营，除了赠送大批的牛、羊、鸡、猪、酒以及新鲜蔬果等物资之外，特意送上50万元作为免征瓜洲和义征两地的“赎城费”，甚至主动指引英国海军炮轰了活跃于老河影一带的盐民，致使“数千私枭，几无噍类矣”。

鉴于“汉奸”人众起到的作用过于“给力”，中英两国在签订《南京条约》时，英方特意要求清政府：

凡系中国人，前在英人所据之邑居住者，或与英人有往来者，或有跟随及俟候英国官人者，均由大皇帝俯降御旨，誊录天下，恩准全然免罪；且凡系中国人，为英国事被拿监禁受难者，亦加恩释放。

《南京条约》文本

盛世背景下的“民穷”危机

用发展的眼光看，很多中国民众之所以选择“帮着英军打清军”，本质上还是利益驱动的结果。至于更深层次的原因，无疑是“民穷”招致的恶果。

1）“国强”背后的“民穷”

尽管18世纪的大清帝国正步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盛世”，但是，“这个国家虽然地域辽阔，土壤肥沃，但也不过勉强可以维持居民的生计。”

法国教士马若瑟，在1700年11月写给教士郭弼恩的信中如是写道：

我们不能像责备欧洲多数穷人那样，责备中国穷人游手好闲。因为这些不幸者的辛苦，超出了人们一切想象。一个中国人整天双手翻地，而且往往在水深及膝的水田里劳动，但晚上若能就着淡而无味的清水汤吃一小碗饭便是幸事，这便是他的日常生活。

码头市场，刊印年代1843年，出自《图解中华帝国——社会建筑风俗》

对于贫穷造成的恶果（拓展阅读：“消失的她”：为什么他们要亲手溺杀自己的亲生女儿？），法国教士张诚在1701年写给家人的信中如是写道：

当事情一旦涉及他们（中国人）的利益的时候，他们就变得非常精明和敏锐。应该承认，他们对金钱是贪婪的，而这种贪欲比欧洲人的大得多。他们有一种在做买卖的时候进行欺骗的天性，他们希望在每一次买卖中获利。

《图解中华帝国》中的中国民众

2）乾隆时代的“中国饮食”

1792年9月，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携国王乔治三世致乾隆皇帝的国书以及各类天文仪器、钟表、武器、船只模型等价值13000余英镑的礼物从朴茨茅斯港启航，于次年7月抵达中国境内，并对普通民众生活状况进行了细致的观察。

根据他的记录看，清政府一直以远超过需要的高标准来供应使团成员们的饮食。因此，他们的残羹剩饭一直被中国船夫们视为美食佳肴：

（中国船夫们）十分感谢我们赏赐给他们的剩余的东西，我们喝过的茶叶，他们贪婪索取，烧开后使用。他们的主食包括一点米饭，一些蔬菜和炒过的葱，一天只吃两顿。

《图解中华帝国》中的中国民众

在使团一行抵达大沽口时，当地官员将供应的食物送至旗舰“狮子号”上。其中，一些鸡、猪等食材总会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死在运输途中。于是，英国船员们往往会“不屑地把它们弃之入海”。作为对比，“中国人会忙着把它们捡起来，洗干净，最后用盐腌上”。

对此，使团随行人员感慨道，“这些可怜的半饥饿的中国人，生活在水上，喜欢吃各种动物肉，甚至腐坏的都吃。”使团主计员约翰·巴罗悲愤地表示，“在荷兰，就连最穷的乞丐都会从医院接受一份整洁的食物”。

《图解中华帝国》中的中国民众

由于食物不易获得，“吃饭”成为了普通民众见面打招呼的日常用语，并在一定程度上含有祝愿之意。对此，约翰·巴罗认为，“中国老百姓希望享受的最大乐趣，就是吃饱饭”。

“盛世”下的普通民众的饮食状况居然恶劣，甚至都比不上欧洲的乞丐，在今天看来可以说非常讽刺了。

《图解中华帝国》中的中国民众

3）乾隆时代的民众着装与居所

除了“吃饭难”之外，普通民众大多衣衫褴楼和无行装。在使团从天津出发赶赴北京时，使团副使斯当东发现：

中国的纤夫们大多穿其原有的青布衫，亦有衣服不完，情状至觉可怜者。但在返程时，他们改用一种红边之制服，头上戴一大帽，有红色之扁平结子，拉纤时自远望之，为状较前整齐多矣。

《图解中华帝国》中的中国民众

对此，约翰·巴罗如是解释道：

总督长麟在江南，碰巧看见了半饥半裸的纤夫。也许是对他们可怜的样子感到羞愧，也许出自对他们境况的同情，他命令马上给他们发套新衣服。当我们的人员在早晨集中时，吃惊地看待纤夫们衣着的大变化，每人都穿上一套镶红边的蓝棉布上衣，一条新的白裤，头戴一顶插羽毛的漂亮高帽子。

尽管斯当东与约翰·巴罗所说的改换像样制服的地点不同，但背景无疑是一致的，即“官员们一致认为，衣冠不整的纤夫们，在蛮夷面前丢了大清帝国的脸面，于是下令给他们发放衣装”。

《图解中华帝国》中的中国民众

对于随行中国水手的居住的“小舱”，斯当东如是描述道：

（小舱）形如狗洞，则舟子之卧所。船上舟子甚多，试问此小小一舱，安足供其寝处，则以中国舟子，咸不必有余地以供其放置行李之用，其所备行李，均驮于身上。日则以之为衣，夜则以为卧具也。

约翰·巴罗也指出，”（水手的居处）像狗窝一样小，他们不需行李间，他的全部衣物都在背上。”

《图解中华帝国》中的中国民众

在使团从大沽口沿白河赶往天津时，斯当东观察到，河岸两旁的民居“悉以泥土与草料造成”。约翰·巴罗进一步指出：

这些农舍都十分破旧，毫无舒服感。有的用半烧制的砖，有的用泥土修造，屋顶用稻草或芦苇搭盖，有的茅屋四周有泥墙，或者用粗制的芦苇、高粱杆围起来，其中一般住着两三代人，还喂养牛、猪、鸡和其他家禽。

《图解中华帝国》中的中国民众

4）极度穷困的直隶民众

值得一提的是，约翰·巴罗曾将他经过的“中国人口最多和丰产的省份”，即直隶、山东、江南、浙江、江西五省的农民生计作过比较。在他看来，直隶农民的生活最为艰苦：

他们的房屋矮小破烂，土地耕作很差。他们的房屋是四面泥墙，屋顶铺芦苇、稻草或高梁杆，房屋外一般都是土墙围绕，或者说结实的高梁杆篱笆屋内用草席分成两间，每间墙上开一个小孔通风和进光线。

百姓大多穿蓝棉衣、棉裤，戴草帽，穿草鞋。他们的寝具是芦苇席或竹席，枕头是个圆木头，铺的是皮革，或者用大尾羊毛制成的毡毯，但不是纺织而成，而是像制帽子一样打压出来，有时用填塞毛发或稻草的床垫。

《图解中华帝国》中的中国民众

主要用具是两三个罐子几个最粗糙的浴盆，一口大铁锅、一口煎锅，一个可挪动的炉子。桌椅是不需要的，男女都席地而坐。他们就这样围着大铁锅，吃饭时每人手拿一个盆。面黄肌瘦足以说明缺乏营养。

食物主要是米饭、栗或其他谷物，加点葱蒜，有时作为享受用哈喇油炒菜，油是各种植物榨出的，如芝麻。各种鱼都缺少，穷人吃得起的不过是猪肉和米饭。到了冬天，农民缺乏燃料和衣服，甚至无庇护所，据说，成千上万的人会被冻死饿死，所以他们会卖儿卖女。

《图解中华帝国》中的中国民众

一言概之，人口膨胀、人地矛盾等所衍生出的“民穷”问题，已经在18世纪末的清代中国的广袤大地上充分暴露了出来。这就意味着，在收入处在长期严重不足的条件下，“中国人不仅会最大限度地珍惜粮食，更会不择手段地赚取一切可以获取的财富。”

这样的时代背景，足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鸦片战争爆发后，一些中国人为什么投靠英军”的“卖国”选择了。

《图解中华帝国》中的中国民众

为什么会“民穷”？

众所周知，“民穷”一直都是制约古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结构性难题。对此，我们可以从多个领域进行简要观察后和分析。

1）约翰·巴罗的“中国观察”

约翰·巴罗观察后指出，因为贫困，中国民众一直处于亚健康状态，“我很难找到类似英国公民的啤酒大肚皮或英国农夫喜气洋洋的脸。他们天生就身体瘦小，满面倦容，很少有人在面颊上显出健康的红润。”

《图解中华帝国》中的中国民众

对于清代中国“民穷”的原因，他基于农业角度给予了颇有见地的分析。

首先，是小农经济体制客观存在的天然局限性：

大农场能够使用佃农更好地分工合作，因而能够把庄稼种得更好，这是小农场根本做不到的。但是在中国，90%的农民是个体农民，拥有的牲口极少。附加一句，数百万的农民根本没有牲口。在大规模发展农业方面，他们无法与欧洲许多国家相提并论。

一直以来，古代中国倡导以农立国。就拿乾隆时期来说，国家财政收入的75%来自农业。不过话说回来，在农业科技水平极端落后的时代背景下，个体的小农种植业极端脆弱。一旦遭遇天灾，有相当大的概率会出现绝收乃至大规模饥荒等恶劣情况。

《图解中华帝国》中的中国民众

其次是人均耕地面积的严重不足。他在深入考察和调研后发现：

如果我们考虑一下在长城以内中国的整面积为1297999平方英里，也即830719360英亩，而总人口多达333000000人，那么我们会发现每平方英里将有256个人，每个人拥有土地2.5英亩。大不列颠平均每平方英里有120人，每人可分享5英亩土地，或者说每个家庭可获得12.5英亩地。

因此，中国人口与英国人口比例为256：120，稍大于二比一。简言之。英国每人可获得的土地正好是中国每个人可获得的两倍。

《图解中华帝国》中的中国官员与民众

在古代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一直是衡量民众生活水平的核心指标。对此，学者洪亮吉（1746—1809）认为，“一岁一人之食，约得四亩”。也就是说，在当时的条件下，要想维持温饱水平，人均耕地面积至少要达到4亩。

现实情况是，截至鸦片战争爆发前，尽管清朝的农业区域与耕地总面积有了显著增加，但人均耕地面积反而减少了，只相当于明朝万历年间的一半，即2.92市亩（拓展阅读：喋血1862：为什么会爆发同治“陕甘民变”？）。

当最基本的生存条件都出现严重缺失时，多方位与深层次的社会危机的全面爆发，更多的只是时间问题。

《图解中华帝国》中的中国民众

2）由上至下的腐化堕落

用发展的眼光看，统治阶层的腐化堕落一直都是制约古代中国深层次发展的重要因素。

据朝鲜《李朝实录》记载，早在康熙执政后期（拓展阅读：理性讨论：为什么康熙如此看重《明史》？（三修版）），他的儿子们不仅“受贿鬻官”，还大肆向京外的富裕人家勒索钱财并“占夺田园人畜”，倘若“人或不与，则侵虐万端，必夺乃已”。截至嘉庆时期，卖官鬻爵的收入加起来已经高达1.2亿两白银。

《荷兰东印度公司使团觐见中国大皇帝记》（伦敦，1669）封面插图中的康熙皇帝

乾隆即位后，对官员与下属的盘剥极为凶残。在他执政期间，凡是官员犯有某些过失或存在渎职行为乃至“乾隆本人认为存在过错”，涉事官员必须向皇帝自行议罪并缴纳罚银或赎罪银，以换取宽恕或豁免。

资料显示，这种“自行议罪”的案件，每年都有出现好几起，上交的“赎罪银”少则三万两，多则二十万两。这些款项通常会直接上交至内务府广储司库，成为皇家私囊。

乾隆皇帝六十大寿宴群叟，刊印年代1788年

另外，乾隆在南巡与东巡途中，都会向沿途各省的官员和商民们大肆勒索。回到京师后，他将这些财物交至内务府，任由自己享用。

每遇皇帝或皇太后寿辰，还要进行摊派和勒索，称之为“报效”银两，大小官员以及各省商民人等，无一例外，均需交纳。比如在乾隆80岁寿辰，拟办万寿庆典经费银114万多两，主要由官员、商人等交纳。

大臣跪拜乾隆皇帝，刊印年代1840年

鉴于此，乾隆本人的生活一直以极端奢侈著称。马戛尔尼认为，“在房屋建筑、室内陈设、饮食、珍玩等方面，中国皇帝的挥霍与享乐程度，为欧洲社会上层所不能及。”

当成员们在进入避暑山庄以后，面对庄园内珍藏的“欧洲之玩物及音乐、唱歌之器”深感震惊，比如马戛尔尼就“心有余悸”地表示：

吾所携之礼物，若与此宫中原有之物相较，必如孺子之见猛夫，战栗而自匠其首也。（然而）华官复言：此处收藏之物若与寝宫中所藏妇女用品较，或与圆明园中专藏欧洲物品之宫殿较，犹相差万万。吾直不知中国帝王之富力，何以雄厚至此也。

西洋版画中的避暑山庄

在这样一个“无官不贪”的帝国境内，精于生财之道各级官员们，迅速将这些负担很快转嫁给了治下的老百姓。资料显示，统治阶层勒索盘剥，手段之多，花样之繁，数量之巨，在历史上都是首屈一指的。

进入18世纪后半叶，官场腐败现象已经极为严重，数额动辄上万，甚至多至数十万。就拿和珅来说，贪污所得不计其数，以至于连嘉庆也不住感叹，“似此贪酷营私，实从来罕见罕闻”。

青年时代的和珅

比如甘肃省各级官员串通一气，谎报灾情，贪污赈灾款项，结果仅被处死的贪官就达22人，“各省督抚中廉洁自爱者，不过十之二三”。

高级官僚集团的塌方式贪腐，使得国家机器运转逐渐失灵，商人大面积破产，人民更加贫困化，社会矛盾与官民关系也日益尖锐。

西洋版画中的避暑山庄

3）天灾频仍、损失严重

结合各方史料看，自汉高祖元年（206）至1933年的1700余年间，有据可查的大规模旱灾就多达1057次，水灾1030次，几乎“一年一大灾”（拓展阅读：一文概述：“闯关东”的前世今生）。

破坏力最强的自然灾害，无疑是水灾。就以水灾与衍生的山洪和潮灾为例，单是在乾隆年间就一共波及到了8163个州县次，占到了成灾总州县次的57%。

水灾过后，即使能及时排除积水，使得所种粮食“不致全无刈获”，但减产也势在必然；更何况，帝国境内一直都是“灾地未涸未种者居多”，结果就是“己种之麦作空烂靡有遗，豆作空败不可救，稻作稻花不实烂稻根”。

民国时期的长江水灾老照片

除了粮食减产以外，水灾还会导致土地资源的损失。在北方地区，土地被水之后，因为咸气上浮而导致盐碱化；江河决口之冲，农田“积成淤泥，难以耕种”；山洪使“涧傍田地，被乱石堆压，及连土冲去，仅存石底”，只能是长期或永久性废弃；潮灾不仅使被淹之地严重盐渍化，进而多成废地，并导致沿海滩涂坍塌而使原有的田地沉没海底。

实际上，水灾还是伤亡人口最多的灾种，“其爆发之际，瞬息之间，可怜海滨千万户，民葬鱼腹十八九”。

在1747年的江苏潮灾中，光是崇明、宝山和镇洋三地的死亡人数就多达16370人；1789年的安徽祁门县山洪过后，最少致6000多人丧命。至于黄河堤溃后，灾民“霎时尽葬洪涛里，积尸如山顺流下，人民死者以数十万计”。

民国时期的长江水灾老照片

对于本就“饥饿”的大清帝国而言，天灾的直接后果无疑是粮食的严重短缺以及商品物价的普遍上涨。与此同时，人口乃至房屋、耕牛和器具什物等财产的损失，也对被灾家庭、地区甚至整个社会产生了重大且深远的消极影响。

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本穷困的民众生活景况更加悲惨，生产能力越发弱小，社会的正常生产和生活秩序遭遇阻碍，灾民和社会的经济等多方面负担被进一步加重，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民国时期的长江水灾老照片

4）“重满轻汉”的极大隐患

至少在鸦片战争爆发以前，清朝的统治阶层不仅认同“满汉有别”，而且讲究“重满轻汉”。对此，马夏尔尼认为，“鞑靼（满族）官员”与“中国（汉人）官员”的关系，一直都不和谐；乾隆皇帝本人尽管一再表示会公正对待，但他一直“重用满官，不信任汉官”：

各省的总督、军队的将官、国家的大臣，几乎全是鞑靼人。真正具体的工作以及吃力的部门，主要由中国人负责，因为他们比鞑靼人受到了更合格的教育，更有常识，更耐心。

鞑靼的权力增长，他们就减少对汉人的依赖，现在各部首脑都是鞑靼人，大臣也都是鞑靼人，有权有势的官位都由鞑靼人充任。

西方传教士笔下的乾隆皇帝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满族官员轻视汉族同僚的情况时有发生。比如马戛尔尼在前往热河途中于密云行宫歇息。

当晚，在此驻防的满族统领送来慰问。尽管他“举止动作颇彬彬有礼，有君子人气概且极有见解”，但是“殊傲慢自大”，以至于同级别的直隶通州协副将王文雄“惶恐不敢就坐”。对此，马戛尔尼止不住感慨，“鞑靼官员之气焰，必有令中国官员不寒面栗者在也”。

后来，时任天津道道员乔人杰曾对马戛尔尼的译员表示，“鞑靼与华人之不能融合，将来贵使觐见时自能见之。乾隆皇帝鞑靼也，鞑靼不信华人，只信鞑靼。故国家无论何事，有华人办之，必有鞑靼掣其肘。”

马戛尔尼使团成员单膝下跪向乾隆皇帝呈递国书

马戛尔尼还发现，“中国人每当私下聚会时，鞑靼人的霸道和皇帝的偏心就成了共同话题，也是一直讨论的内容”，并对民间的“反清复明”活动有了些许了解：

各省都有不满分子组成的秘密会社，而政府虽严加防范，他们仍设法逃避监控，时时举行秘密聚会，重温过去的荣耀和独立，策划近期的行动，密谋复仇”。坦诚说，这也是满汉矛盾的集中反映。

一言概之，清朝的统治者们虽然宣称“满汉一体”，但谁也不相信这种宣传；被歧视、受压抑的汉族人众蕴含着不满情绪，民间出现反清复明的秘密组织，终清之世皆是如此；满官的盛气凌人，汉官在压抑下不满，双方不会完全满汉一心。这一不争的事实，英国使臣在短短的几个月就已经意识到了。

位于北京南郊的赛马场，刊印年代1867年，出自《伦敦新闻画报》

英国人的“中国对策”

有鉴于此，英国在决定发动侵华战争以前就做出决断，“中国民众在专制统治下普遍缺乏民族意识和爱国心，不会起来反抗外敌的入侵”（拓展阅读：近代日本“爱国大V”的中国观：政治失败、喜好空谈、善于贿赂、生育力强）。

《坤舆万国全图》

对此，一篇发表于1836年8月发行的《中国丛报（英文版）》专题文章中就如是写道：

在一切亚洲国家里，农民已被迫到仅仅能够生存的境地，使得他们无心去问谁是总督，谁是皇帝，无论骑在他们头上的是谁，反正他没有什么东西可丢失，因为新的征服者为了他自己的利益，将不试图折磨不再有什么东西可以榨取出来的他们了，而且征服者的战利品——土地，非依靠他们的勤劳，是不会产生价值的。

所以，在一切变革与改朝换代中，农奴和农夫只沉默地生活着，对于他们的所谓爱国心，只是一种对他自己生长所在地方的一种爱家乡的感情，而不扩大到统治着国家的王朝；即使扩大些，它也不比对于自己家乡的感情更多些。

《图解中华帝国》中的中国民众

这是东方的大帝国所以很快地就被蚕食的秘密：只要迅速给这个国家的元首予以致命的打击，或粉碎了他的防御军队的战斗力，一切就都完了。至于和平的农民和工人则对于战争既全不为意，对于谁胜谁负也无所偏倚。

中国、印度、波斯的重复被征服可以充分地证明这一点。从此，我们也可以判断，中国的兵力既这么松懈，这么无能，它的被征服将比过去更为容易实现。

《图解中华帝国》中的中国民众

为了争取中国民众的支持，英国政府向海军部下达的训令中明确指示：

女王陛下政府特别希望不对中国人民采取任何不必要的暴力行动。因此，女王陛下政府的意愿是：

如果没有必要或没有重大的挑衅行为，舰队司令官将不进攻炮台，不损害或破坏城镇，除了他将要占领的那个岛屿或那些岛屿之外，不对中国的任何部分领土采取任何积极的战争行动。

电影《鸦片战争》中的英国议会

1840年3月4日，英国政府专门向英国全权大臣、侵华远征军总司令懿律下达如下训令：

为了尽量防止中国人民方面对于英国政府将要对中国政府采取敌对行动的原因和目的，产生一切惊慌和误解，我不得不希望，当你们沿中国海岸前进的时候，你们应散发那些将要为该项目的而印成中文的传单，向人民简短地叙述和阐明英国政府抱怨的理由，以及已经采取的海陆军事行动的目的。

电影《鸦片战争》中的英国海军

于是，登陆后的英军每到一处，不仅会大肆散发传单、张贴告示，声称“发动战争是因为受了清政府的不公正对待，只对官不对民”，还釆取高价购民间食物等举措，笼络民心。因此，很多民众不仅没有与英军交战的欲望，一些人还会帮着英军攻打清军阵地。

英军第二次占领定海以后，城内居民“好像很高兴的样子，不到三天就设起一个好市场，一切安然进行”；英军攻打吴淞时，“受到鞑靼官吏的搜刮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的当地民众，大胆起来反抗这些官吏的压迫，起誓说决不容许他们再回来”。

电影《鸦片战争》中的英军

对此，军官柏纳德在日记中得意地表示：

这真是在战争中出现的一种不可思议的现象：在一个地方，我们和当地的老百姓做着买卖，在另一个地方，我们则和他们交战；在一个地方，我们伸出右手和本地人谈交情，在另一个地方，我们竟用真刀真枪和他们打个你死我活。显然这是由于我军作战的对手，是中国政府而不是中国老百姓。

我们希望将战争的痛苦加诸于中国政府方面的愈多愈好，而使中国老百姓所受战争的影响愈少愈好。我们应该这样说，战争既然是残酷的，然而从全部欧洲战争史来看，我们还找不出一个先例，能和这次战争对比：它所加于老百姓的困苦是这样少，所给予他们的恩惠是这样多。

电影《鸦片战争》中的清朝君臣

尾声

在今天看来，清政府之所以选择主动求和，除了畏惧英国的船坚炮利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担心官民矛盾威胁自身统治。

因此，清廷于1842年7月18日密谕授权谈判代表耆英，表示愿意通过答应割让香港和增辟通商口岸等要求。对于清朝统治阶层的这种心态，英国官员利洛在《缔约日记》中如是写道：

中国官吏们并不隐饰他们是急于求和的。混乱、不满、暴动与日俱增，内地的不法匪徒，横行抢掠，须等和议成功后，才能派兵去剿。”

《南京条约》的签订现场

8月29日，两国正式缔结《南京条约》。对于这一条约，《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如是评价道：

英国新获得的大部分条约权利，把自由贸易的理想应用到了中国沿海。为了在中国沿海口岸的活动中实现这些目标，英国人坚持搞许多附加条款，它们合起来就构成了对英国臣民的领事裁判制度，而且它是以海军炮舰为后盾的。

这样，一种新的外国人的社会权力结构开始逐渐在中国沿海找立足之地，并且日益膨胀起来。

乾清宫牌匾

限于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清政府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处理内部危机上面。这个庞大的国家机器，就像一支疲于奔命的消防队，应付扑灭各地起义和叛乱的烈火。对于西方的革命性变化，他们几乎一无所知。其结果就是，他们只能吞下连续战败和割地赔款的苦果，痛苦地走上一条被动的“自强之路”。

鸦片战争爆发后，为什么会有很多中国人主动帮着英军打清军？

相关推荐

发表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