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文书网”将被“裁判文书库”的消息，虽然火遍全网，但因种种原因，各平台对这个话题都有些回避。
“裁判文书网”是把判决书上传到规定的官网上，民众可以随意点击访问。
“裁判文书库”则不然，仅限于内部专业人士搜索相关判决，外界进不去。
老猫昨天的文章发布失败，不知道审核尺度在哪，所以今天不评价影响，就聊聊一些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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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7月1日，最高法院主办的“中国裁判文书网”正式开通。
同年11月13日，最高法院发布《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自2014年1月1日起施行。
《规定》依据民事、刑事、行政三大诉讼法制定，意在落实审判公开原则，明确生效的判决文书，应当在互联网公布。
但遇有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以及以调解方式结案、和其他不宜在互联网公布的除外。
截至2023年12月11日，全国各级法院累积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各类裁判文书1.4亿份，网站访问量达1077余亿次。
十年来，最高法院力推的裁判文书上网公开制度，备受社会好评。
法学家何海波认为，裁判文书上网公开，有三大好处。
首先是促进司法公正。 法律的适用并非像数学公式一般一清二楚，法官的裁判难免会有自由心证。
对“良心活儿”最好的监督方式，并不是外在的考评，而是将其公之于众。
其次是提升司法公信力。
通过公开向公众证明司法裁判经得住检验。
其三，大量公开的判决，也将起到明晰法律规则的作用。
法治就是要按照“确定的、可以预测的”规则来行动，司法判例提供了这样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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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随着影响力的扩大，裁判文书网也不时引起争议：
如“同案不同判”、如“披露公职人员违法犯罪案例”、如“影响刑满释放人员再就业”等。
近年来，有不少法律界人士反映：尽管公开的裁判文书总量在增多，但公开速度明显放缓，担心裁判文书上网制度停滞不前。
而全国法院裁判文书库，将于2024年1月上线运行的消息，更令他们疑惑。
虽然“裁判文书网”和“裁判文书库”都由最高法主办，但两者区别很大。
“文书网”没有访问门槛，而“文书库”仅供法院人士在内部专网检索裁判文书。
换句话说，以后法院判决情况，无论是律师、法学研究者以及其他民众，都将无法查阅。
此外，还有不少相关人员表示，要“把以前传到外网的文书，统一传到内网”。
这些担忧是真的吗？以后法院判决还会公开吗？
为了回答这些舆论关注的核心问题，最高法于本月的22日，举办了一次有关问题答记者问。
以下为其中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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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征集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的公告》，社会上、特别是法律人都很关注。
能否请您简要介绍：建设人民法院案例库的背景和考虑？
案例库是否会向社会公众开放？
答：
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建设人民法院案例库，就是要提升入库案例的检索精度、认可程度、参考力度和应用广度，最大限度发挥案例的实用效能。
案例库建成后，将覆盖各类罪名、案由，在同一罪名、同一案由下的不同法律适用问题，也将有相应案例。
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必须查阅案例库，参考入库同类案例作出裁判。
以保障法律适用统一、裁判尺度统一，避免“同案不同判”。
案例库建成后，当然要向包括专家学者、律师、当事人等在内的社会公众开放！
案例库建成之后，我们将为公众提供更加便捷、优质的检索服务，并探索引入专家评议和用户评价机制。
确保入库案例能够更好发挥统一裁判标准、引领社会价值导向、助推全民遵法守法方面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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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我们注意到，与人民法院案例库建设或许存在关联的是，中国裁判文书网近年的上网文书数量，呈大幅下降趋势。
这是否意味着，最高人民法院深化司法公开的方向有所调整？
答：
中国裁判文书网，自2013年设立以来，在推动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方面，发挥了重要而积极的作用。
但十年来，随着裁判文书网的文书数量增加、社会关注增多，以及大数据分析技术的飞速发展。
存在的不足，屡屡被提出诟病，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使用效果问题。
一是检索不便利；
上网文书数量虽已过亿，但只是简单累加，缺乏关键词和裁判要旨，很难做到精准检索。
二是标准不统一；
一线法官反映，上网文书来自全国3500多个法院，对同类法律适用问题判法各异。
不仅需要的案件难以找到，即便找到相似案件，也因规则、尺度不一，导致无所适从、无法参照。
三是权威度不够；
一些律师抱怨，上网文书缺乏官方权威认可，据此形成的检索报告、法律意见在不同层级、地区的法院不被认同。
经常是花费很多精力检索，实际收效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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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权利保护问题。
在域外许多国家，上网文书主要来自上诉法院、最高法院等较高层级的法院，更侧重于释法析理。
我国的上网文书，有大量基层法院审理的简易程序或小额诉讼案件。
不仅规则意义有限，还承载着各类事实性、身份性信息。
有的劳动争议案件当事人，因相关文书上网公开，找工作屡次被拒。
有的当事人，因婚前信息被上网文书披露，导致家庭不睦、夫妻反目。
有的民营企业，因涉诉信息公开，融资贷款受阻、商业合作困难、难以参与招投标，等等。
因此，常常有当事人，包括公司、企业，提出投诉。
第三，安全风险问题。
裁判文书网建立之初，大数据“爬取”和分析技术还未普及。
海量文书上网后，因为承载着大量国情社情信息，逐步成为各方关注的信息资源。
有的商业公司将“爬取”的文书数据，转化为法律检索、企业征信、人工智能“产品”营利，但未按安全、合规、可控要求管理。
有些“黑灰产业”，甚至据此从事敲诈勒索、信息倒卖、刷取流量等违法活动。
针对上述问题，从2021年7月开始，最高人民法院按照有关各方的反映、诉求和建议，采取了一些针对性整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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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严格风险筛查、完善公开标准，每年上网文书数量，从2020年的1920万件、2021年的1490万件，降至2022年的1040万件。
2023年1月至今，上网文书数量为511万件。
可以说，自2021年以来，优化裁判文书公开机制的工作，一直在有序开展，但从未“叫停”过文书上网。
如前所述，为针对性解决裁判文书网使用不便、检索不准、标准不一等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经研究，于2023年7月决定建设“人民法院案例库”。
与之前将裁判文书“上传了事、简单累加”的公开方式相比，案例库将收录对类案具有参考示范价值。
并经最高人民法院审核认可的权威案例，未来将成为裁判文书网在应用和效能上的“升级版”。
二者是互为补充、相得益彰的关系，并不是要以库代网、此开彼关。
需要强调的是，“公开”与“公布”不能划等号，司法公开并不意味着，所有司法信息都要在互联网上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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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宪法和法律，庭审依法公开进行，裁判文书经宣判并向当事人送达，就是在践行审判依法公开原则。
司法公开：既包括在线公开，也包括线下公开；既包括向当事人的公开，也包括向社会公众的公开。
对不同形式、不同对象的公开，法律有着不同要求。
尤其是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出台后，对司法公开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人民法院司法公开工作，需要与时俱进深化、优化，关键是要落实宪法、法律规定，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既充分满足当事人的参与权、知情权，方便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了解监督。
又切实做好权利保障和风险防控工作，防止公民的正当权益、企业的生产经营以及公共利益因不当公开受到不利影响。
总之，人民法院持续推进“阳光司法”的努力方向，不会变！
通过深化、优化司法公开，提供更加优质高效司法服务的态度，不会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