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子”一词,一开始泛指面目狰狞的妖魔鬼怪。比如在《世说新语》中,就出现了“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内,宁有不知,鬼子敢尔”一句。进入19世纪后半叶,逐步演变为了对外国人的蔑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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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版本的“日本鬼子”
在两宋时期的著述当中,日本人的形象呈现着“好坏皆有之”的特点。在一些文学作品当中,陆续出现了唯利是图、奸诈狡猾、凶顽好斗的日本商人的负面形象(拓展阅读:一文概述:古代中国的“日本印象”)。

1)明朝:穷凶极恶的“倭寇”
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一度有过远征日本的打算。不过,“鉴蒙古之辙,不加兵也”,还是将之列入进了十五个“不征之国”的大名单。用发展的眼光看,最高领导人的这一指示,只会让日本人变得愈发膨胀。
进入16世纪中叶以后,倭寇对东南沿海的侵扰和破坏极为猖狂。因此,在这一时期的诗文当中,出现了大量穷凶极恶的倭寇形象。
《倭寇图卷》中刚刚登陆的倭寇
比如明朝士人畲(she)翔在《读姚新宁苦竹记有感赋此为赠》中如是写道:
城池初构难,衣冠尽涂炭。四顾纷戈矛,仓皇何所窜。君自越危城,无人问死生。形骸半摧折,豺虎复纵横。僵卧坑堑底,自分必死矣。全生仗素交,急难故如此。万死始归来,妻子一悲哀。
旋复经刀锯,洒血遍蒿莱。残生空落魄,世路黄金薄。亲知反复间,谁能重然诺。倭兵纵烽烟,士卒困戈铤。临危一转战,孤城赖以全。君本名卿后,才名称八斗。何事数偏奇,所遇辄不偶。
《倭寇图卷》中打家劫舍的倭寇
在《警世通言》等作品中也出现了大量描述倭乱的描写。比如《杨八老越国奇逢》一文中的倭寇,就以形象凶残著称:
但见舟车挤压,男妇奔忙。人人胆丧,尽愁海寇恁猖狂;个个心惊,只恨官兵无血御。扶幼携老,难禁两脚奔波;弃子抛妻,单身一为逃命。不辨贫穷富贵,急难中总则一般;那管城市山林,藏身处只求片地。
正是:宁为太平犬,莫作乱离人。杨八老看见乡村百姓,纷纷攘攘,都来城中逃难。传说倭寇一路放火杀人,官国不能禁御。声息至近,唬得八老魂不附体,进退两难。
一言概之,绝大多数明朝人,只要一听到“日本”二字,普遍都会下意识地想到“倭寇”(拓展阅读:面对来势汹汹的倭寇,为什么明军一度丢盔卸甲、落荒而逃?(修订版))。
《倭寇图卷》中躲避倭寇的明朝百姓
2)甲午之前:不足为虑的邻居
鸦片战争战败后,昔日的“天朝上国”逐步沦为了欧美列强蚕食的对象。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大批怀着救亡图存之心的知识分子们翻译或撰写了大批介绍西方世界的著述,但自始至终都没有将日本放在眼里。
在发行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的《瀛环志略》一书中,作者徐继畬(1795—1873)居然认为,“日本列岛由对马、长崎、萨摩三岛组成”;在发行于同一年的60卷本《海国图志》一书中,作者魏源(1794—1857)更是未将日本纳入其中。
作为对比,上述著作传入日本境内以后,迅速成为了深受日本各界广泛追捧的读物。用发展的眼光看,这些书籍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日本向西方学习的热情与决心。
《瀛环志略》内页(左)与《海国图志》(右)
咸丰十一年(1861)初,恭亲王奕䜣联合军机大臣桂良和文祥上奏《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至此,洋务运动正式拉开了帷幕。七年以后,日本开启了明治维新。
讽刺的是,对于日本国内发生的巨大变化,国内各界要么视而不见,要么一无所知。就拿明治维新来说,晚清学界大多不以为然,认为“一味地仿效西方,不仅破坏传统,还会空耗大量国力”。
比如知名学人王韬(1828—1897)就认为:“日本维新以来,崇尚西学,仿效西法,一变其积习,而焕然一新,甚至于改正朔,易服色,几与欧洲诸国无异。盖其意以为非此不足与之抗衡也,然日本自此财用益绌,帑藏益虚,国债积至巨万,外强中槁,难持久远。”
王韬,清代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诗人、 学者、报人、报刊政论家,早期维新派的代表人物
对于日本日益强大的国力和膨胀的扩张野心,尽管一些人表现出了警惕之心,但依然觉得不足为虑。原因很简单,无论是人口、物产、经济实力乃至战略纵深,日本都无法和中国抗衡。
直到光绪十三年(1887),知名外交家曾纪泽(1839—1890)在《中国先睡后醒论》一文中,依然信誓旦旦地认为(拓展阅读:为了吃掉中亚,英国是如何拉拢与支持阿古柏的?(修订版)),内忧外患的中国,“不过似人酣睡,固非垂毙也”。
在他看来,在李鸿章等肱股之臣的主持下,中国的国力日渐复苏,已经从睡梦当中醒过来了,当下只是需要时间恢复体力而已。他甚至天真地“安抚”西方各国,“没有必要为中国的强大而担忧”,原因很简单,“中国从古至今,只为自守之国,向无侵伐外国之意”。
在今天看来,这种狂妄、傲慢且无知的心态,让整个国家都付出了惨烈代价(拓展阅读:近代日本人的“中国印象”:良知泯灭、文明停滞和“亡国结局”)。
浮世绘中的日本攻克平壤
3)甲午之后:令国人仇恨的老师
甲午战争的惨败,彻底让大清帝国从酣睡中惊醒(拓展阅读:为了将台湾据为己有,近代日本都动了哪些小心思?)。对此,《申报》特别发表《论中国万不可允倭人割地之请》一文,对过往的自大态度做出了深刻反省:
(日本)夺我藩属,荡我边疆,败我骄师,丧我士卒,覆我师舰,毁我舶澳,振动我人民,重贻我君父之忧者,乃在向所藐焉,不足虑而轻视之日本也,即亦出人意议之外者矣。
民国时期的《申报》
与此同时,不仅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主张向日本学习,还怀揣着“以东文为主,而辅以西文。以政学为先,而次以艺学”为目标,主动前往日本学习“东学”,并通过各种渠道搜集和翻译日文书籍。
数据显示,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之后的十几年间,我国学界翻译的日本书籍不仅数目庞大,而且门类齐全。就拿教科书来说,进入20世纪以后,除了国文等少数科目以外,其余科目均采用的是中文版的日本教科书(拓展阅读:晚清与民国的历史教科书,是如何评价“五胡乱华”的?(修订版))。
另外,清政府还派遣大批留学生赴日留学。对此,早稻田大学实藤惠秀教授(1896—1985)在《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一书中指出,“从1896年到1937年间期间,大量中国学生赴日留学,单是1906年达到8000人之多,期间总数不下5万人。”
晚清留日学生
一言概之,原本“不足为虑的邻居”,一下子成为了自己不得不“主动模仿的对象”。
对于这一无奈的选择,一些有识之士认为,“与其说这是在向日本学习,倒不如说这是在向西方学习。因此,没必要背上什么心理包袱。”更何况,“只有把向先进国家学习放在第一位,保证让自己强大起来,才能拯救国家和民族于危难当中”。
一言概之,中国人一方面极度仇恨着日本,另一方面却希望中国可以像日本一样迅速强大起来。只不过,伴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以及清帝逊位,“明治模式”最终没能成为挽救中国的一剂良药(拓展阅读:号称“万世一系”的日本天皇,说话到底算不算数?)。
明知宪法颁布仪式图(东京都立图书馆)
4)一战以后:令人五味杂陈的邻居
一战结束后,日本成为了侵略中国的最主要国家(拓展阅读:为了肢解中国,近代日本的学者们,都动了哪些“小心思”?)。鉴于此,中国民众的排日情绪达到了一个新高潮。
不过话说回来,对于视野更为开阔的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而言,他们可以一边对日本取得的成绩予以肯定,一边对军国主义的危害性予以批判(拓展阅读:一文概述:为什么福泽谕吉要坚持“脱亚入欧”?)。
日文版“教育敕语”
李大钊就曾敏锐地指出:
日本无固有文明之国也,其于调和东西之文明,介绍东西之文明,吸修东西之文明,最易奏功。彼邦先觉之士,以调和东西文明自任者,犹不惮大声疾呼之劳,以图殊途同归之效。
况在吾国,以其固有之文明与外来之文明相遇,离心力强,向心力弱,即同化之机不易得,即归一之径不易达。故曰“矛盾之生活,亦不统一之生活”也。
在他看来,日本善于吸取外来文明、调和东西文化;中国由于固有文明深厚,导致新旧文明冲突激烈,最终形成了“矛盾的国民性”(拓展阅读:近代日本“爱国大V”的中国观:政治失败、喜好空谈、善于贿赂、生育力强)。
电视剧《觉醒年代》中的李大钊
郁达夫认为,日本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实现近代化转型,与其“刻苦精进”的民族特性有着直接关系,即“正因为日本一般的国民的生活是这么刻苦的结果,所以上下民众,都只向振作的一方面去精进。”
言至于此,他痛心疾首地表示,“国人流恋于古代辉煌,固步自封,满清王朝腐败昏庸、闭关自守、顽冥不化,使得中国一败再败,包括败于昔日自己看不上眼的岛夷日本。鉴于此,生于忧患、死于逸乐,确是中日两国一盛一衰的病源脉案。”
1945年9月17日,郁达夫被日本宪兵杀害于苏门答腊丛林
对于日本崛起而中国日趋落后的原因,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在《日本论》一书中(拓展阅读:民族危机下的文化自救:黄帝何以成为“华夏始祖”?(修订版))给出了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是中国的文弱(拓展阅读:桑原骘藏的中国观:气质文弱、思想保守、天生妥协、猜疑心重)、颓丧与日本的尚武、进取;其次,是中国的“排外”和日本的“开国”;第三,是中国失却了自信力而日本具有自信力;第四,是日本人信仰的真实性与中国人信仰的功利性;第五,是日本民族一般比中国人审美的情绪优美而丰富。
不过话说回来,绝大多数学人都对日本军国主义理论的侵略本性,有着足够清晰的认识(拓展阅读:奇葩的日本“二战史观”:“英美同罪”、“自卫战争”和“解放战争”)。比如戴季陶就指出,“日本在民族主义开始的时期,就已经包含着帝国主义的胎种。”
训练的“神风特攻队”队员
5)九一八之后:终成“鬼子”
九一八事变爆发以后,中日之间的问题已经不再是“学习与被学习”的问题,而是两大民族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这就意味着,中国人必须从挽救民族危亡的角度去审视日本。
于是,揭露和批判日本军国主义成为了各界一致的选择。除了极少数汉奸以外,中国的不同阶层、各股政治力量、各个政党均以不同的形式,表达着对军国主义日本不断侵华的强烈愤恨(拓展阅读:民族危亡之际,为何蒋介石依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增补版))。
国共第二次合作号召大会
伴随着卢沟桥事件的爆发,中国人民迅速团结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之下,共赴国难,一致对外。与此同时,日本的“鬼子”形象也成为了各界的广泛共识。
即便在抗战结束后,日本的暴行与中华民族浴血奋战的历程,依然作为一种深刻的历史记忆深深地制约着当代中国人的日本观。鉴于此,中日之间要想做到严格意义上的消解仇恨,需要形成健全、正确的相互认知,认真地对待这段历史。
在“密苏里号”上举行的日本投降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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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子”在日本
截至目前,最早的“鬼”字,出现于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当中,形状如人身大头的怪物,本意是“人死后的灵魂”。

作为对比,原本与“常世神”平起平坐的“鬼”,彻底沦为了灾难、厄运和邪恶的象征。可即便如此,民间不仅残留着“鬼崇拜”的痕迹,部分地区甚至将“定期来到故土传播幸福与驱除灾祸的祖,同时纳入到了鬼的范畴”。
说到这儿,或许我们终于可以理解,为什么一些日本年轻人会认为“鬼子”这个名字“很强大”了吧。
《百鬼夜行绘卷》局部
2)“日本鬼子”的内涵转变
日本学界认为,奈良时期(710—794)是“鬼”的内涵转变的分水岭。在这之前,“鬼”泛指“人死去后的灵魂”;从这以后,伴随着中国文化和佛教思想的相继传入,“鬼”的内涵不仅有了一些延伸,还加入了一定的恐怖元素。
到了平安时代(794—1192)与镰仓时代(1185—1333),民间传说中不仅出现了来自“地狱”的赤鬼、青鬼、牛鬼等深受佛教思想影响的“新鬼”,“鬼”的面目也开始变得愈发凶恶(拓展阅读:吃肉和自信:为什么福泽谕吉大力倡导日本人“多吃肉”?)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开始认为,“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可能真的存在可怕的妖怪”。
比如一种观点认为,“这些鬼怪主要居住在荒无人烟的深山或远离陆地的荒岛上面,在夜里到人们居住的地方捉人或吃人。”实际上,手机游戏《阴阳师》中的“酒吞童子”和“茨木童子”均是日本传说中的“厉鬼”。
不过,游戏中的酒吞童子和茨木童子颇有cp感
等到了江户时代(1603—1868),“鬼”的形象被彻底固定了下来。简单地说,它的形态主要是这样的:
身高一丈八尺以上,长着或红或绿或黑或黄的皮肤,浑身长毛,体格健壮,头上长着两个角,腰间系着虎皮的兜裆布,手里拎着大铁棒,长着一只或两只大眼睛,从大嘴里露出锋的獠牙的男性。
直到明治维新开启以后,“鬼”渐渐褪去了恐怖的面纱,成为了“谚语中出现的角色”。等到了今天,以贞子为代表的厉鬼形象,已经成为了恐怖电影里的“超级P”。
电影《午夜凶铃》剧照
3)当代日本的“鬼子形象”
在每年立春的前一天,日本人大多会举行“鬼打ち”的习俗。简单地说,人们在家里边撒打鬼的豆子边喊“鬼は外、福は内(直译为“晦气出门,福气进门)”,旨在“将厄运彻底赶走,迎福进门”。
除此之外,“鬼”的形象还不时出现在祭祀活动当中。比如在爱知县冈崎市的泷山寺,每年都会在距离农历正月初七最近的一个星期六,举行“祈求天下太平”的“祭鬼仪式”。
在仪式中,三个男人头戴鬼面具,另外三个男人穿着饰有松明子的白衣服,一起模仿鬼的行动。当然,伴随着代表晦气的“邪鬼”的“被驱逐”,预示着人们都会迎来平安幸福的生活。
泷山寺的“祭鬼仪式”
当然,作为文化遗产的“食人鬼”传说依然有所保留。其中,很多“鬼”不仅会肆无忌惮地食人,还会变化成被吃掉的人的样子,潜入这个人的家庭或村落里面加害他人。比如流传于鹿儿岛的《红色芒草根茎的由来》,大致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从前有一家人住在山里,家里只有妈妈带着四个孩子一起生活。有一天,一个鬼在山里把妈妈吃掉了,这个鬼变成妈妈的模样回到了家里。
这时,只有最小的孩子在家。于是,鬼就把这个孩子也吃掉了。其他三个孩子回家之后发现了这件事,就拼命地逃跑,遇到了一棵大松树就爬到了树上。
吉田神社追傩——都年中行事画(1928)
鬼穷追不舍,也开始爬树,在这紧急关头,天神降临,孩子们向天神借来了降鬼的金网,把金网撒向正在爬树的鬼。鬼被金网罩住不能动弹,摔到了地上,片刻便化成了一摊血水,血水流到了芒草上,染红了芒草的根茎。
当然,再凶残和可怕的“鬼”,最终也都会败在人类的手下。原因很简单,鬼不是主角,它的出场只是为了衬托人的智慧。换言之,双方的争斗本质上是邪恶与正义的终极较量,代表正义、充满智慧的人类一定会战胜凶残邪恶的“鬼子”。
浮世绘中的“百鬼夜行”
另外,在一些日语词汇或谚语当中,也出现了“鬼”的字样。
“鬼も十八”直译过来为“长相再丑陋的人,也有年轻动人的时候”。这里的“鬼”,指代的是相貌丑陋的人;
“鬼の念”可以理解为“猫哭老鼠假慈悲”的内涵,这里的“鬼”,是个性情凶残的形象;
“鬼の目にも”直译为“再怎么残酷无情的人,有时也有一点恻隐之心。显然,这里的“鬼”不仅相貌丑陋,还有着冷酷无情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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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
现如今,日本不再是当年的日本,中国也不再是当年的中国。可即便如此,中国人对于日本的印象,依然呈现着两极分化的状态。一方面,日本人是具备敬业、守时、诚信等优良品质的劳动者形象;另一方面,则是不尊重历史性格极端的“鬼子”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