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是回族人吗？他是如何看待伊斯兰教与回回人的？

“朱元璋是回族”的传说究竟始于何时、出于何人，现在不甚清楚。我国学术界普遍认为，朱元璋是个如假包换的汉族人。

著名回族历史学家白寿彝（1909—2000），尽管在《中国伊斯兰史纲要》的一条脚注中提到了“父老相传，明太祖原是回回；建文帝的出走，系赴天方（麦加）朝觐；又颇有人相信，武宗也信（伊斯兰）教”一句，但他本人似乎并不认同这一观点。

比如在他的诸多关于伊斯兰教和回族史的论著中，从未将朱元璋等人视为“回族人物”；在他主编的《回族人物志》当中，也没有专门为之设置传记。

白寿彝与所著《回族人物志》封面

可即便如此，我们依然能在网上看到诸如“朱元璋是回族”的观点。那么问题来了，朱元璋到底是不是回族人？他又是如何看待与评价伊斯兰教以及回回人的？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

朱元璋是回族吗？

根据“十回保明王”的民间传说，常遇春、胡大海、蓝玉、沐英、李文忠等十位明朝重臣都是“刚烈之回民”；朱元璋登基以后，先后在南京、西安等地敕建清真寺。由此有人断言，朱元璋本人可能是回族。

两版风格迥异的朱元璋画像

结合多方记录看，与之相关的最激烈的一次讨论应该出自2005年。1月22日，《中华读书报》刊发了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1906—2017）于2004年举办的一次讲座后回答听众的部分内容，其中就谈到了朱元璋的“族属问题”：

中国的文化长期停滞不前是什么道理，这是一个大问题（拓展阅读：白鸟库吉的中国观：“南北对立”招致的“戎狄病”和“文明停滞”）。

现在，新的看法提出了新的论证，当中一个论证就是说，辽、金、元、明、清这五代的1000年，都是外族打进中原来加以统治的。

其中，辽、金、元、清是外族，大家都是同意的；明朝是不是外族呢？现在新的考证说，明太祖朱元璋不是汉族而是回族，这已经证明了。所以，这1000年由外族来统治汉族，没有办法发展文化，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原因。

周有光，著名语言学家，被誉为“汉语拼音之父”

抛开“辽、金、元、清是外族统治汉族，没有办法发展文化”这一观点有失偏颇不谈，单是“朱元璋不是汉族而是回族，这已经证明了”一句，就引起了轩然大波。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认同“朱元璋是回族”的学者以及民间人士们，先后给到了以下几个论点：

元朝末期，凤阳北城皆为汉民，南城皆为回民。朱元璋生于凤阳南城朱氏族群内，故应是回民；
据说，朱元璋当初埋葬去世的父母和大哥尸首是用白布裹起而埋葬的，这是穆斯林的风俗；
朱元璋的原配妻子姓马且不裹脚，故大概率是回民。还有人指出，当时的回民女性是不会嫁给汉人男性的；
朱元璋出家为僧的皇觉寺，原本是一座清真寺，所谓“出家为僧”实际是在清真寺里做经堂学生；
由于朱元璋是回民，所以明朝对穆斯林很重用，甚至一些后人也会遵循穆斯林的一些生活习惯，比如明武宗禁食猪肉等等。

位于安徽凤阳的明皇陵石刻

对于上述观点，更多学者们给到了更为充分的反驳，比如有人考证后指出：

朱元璋家并不住在凤阳城内，而是居于城外的农村；
朱元璋的长相是“回族相貌”的观点没有任何科学依据，出家为僧的经历更有明确记载；
朱元璋的父母和兄长去世后，因为无钱买棺材，所以只能使用破旧衣裳裹尸予以安葬，《皇陵碑》里“殡无棺椁，被体恶裳”一句就是证明；
朱元璋的原配妻子姓马与不裹脚的特征，不能验证其一定就是回民。

由此可见，关于“朱元璋是回族”的一系列“论据”，几乎没有一条经得起历史考验。经过多年的讨论与研究，“朱元璋是回族”的观点自始至终都未能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可。

位于安徽凤阳的明皇陵石刻

朱元璋对伊斯兰教的态度

尽管朱元璋不是回族人，但他在建立明朝以后，不仅在总体上保持着对伊斯兰教的宽容与尊重态度，也对回回人的伊斯兰教信仰给予了一定的保护和支持。

1）视色目人为“赤子”

对于伊斯兰教的宽容，首先体现在了那篇著名的《讨中原檄》中的“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一句。

简单地说，普遍具有伊斯兰教信仰、族源来自西域各地的“非华夏族类”的色目人众，只要能够做到“能知礼义”和“愿为臣民”，官方就能做到“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

学者程敏政（1446—1499）在编辑《皇明文衡》时，将《讨中原檄》列入该书之首

洪武元年（1368）八月，明军攻克元大都，元朝在中原地区的统治就此告一段落（拓展阅读：大厦崩塌20年：北元“重返中原”之梦的最终倒掉）。一个月后，朱元璋颁布《大赦天下诏书》，再度强调，“色目人既居我土，即吾赤子，有才能者一体擢用”。

这就意味着，不仅色目人的宗教信仰与生活习惯将会继续受到保护，有才能者还可以入朝为官，得到重用。

坤舆万国全图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回回学者们普遍受到了官方的高度重视（拓展阅读：理智讨论：为什么回回人在元朝变得越来越吃香？）。

比如朱元璋先后设立了回回钦天监与回回历科，委任西域回回人马德鲁丁担任回回司天监的最高长官“监正”，邀请回回学者黑的儿、郑阿里等人参与历法的修订工作，命令大学士吴伯宗等人统筹翻译回回历与回回天文和医药典籍（拓展阅读：元朝天文学：中国与伊斯兰文明的奇妙碰撞）。

《授时历》截图

2）对伊斯兰教的宽容态度

相传在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在南京敕建清真寺时亲制《至圣百字赞》，旨在颂扬穆罕默德：

乾坤初始，天籍注名。传教大圣，降生西域。授受天经，三十部册，普化众生。亿兆君师，万圣领袖。协助天运，保庇国民。五时祈佑，默祝太平。存心真主，加志穷民。拯救患难，洞彻幽冥。超拔灵魂，脱离罪业。仁覆天下，道冠古今。降邪归一，教名清真。穆罕默德，至贵圣人。

南京现存最早的清真寺——净觉寺

除了在《至圣百字赞》中给予了“穆圣”默罕默德高度评价以外，朱元璋还对清真寺的修缮工作也给予了较高程度的重视，比如在即位之初，“就敕修礼拜寺（清真寺）于西安、南京以及滇南、闽、粤”。

值得一提的是，朱元璋还鼓励各地自建清真寺。据《天方至圣实录》所载：“洪武中，有咸阳王赛典赤七代孙哈智赴内府宣谕：允各省建造礼拜寺，历代赐敕如例。”

净觉寺内的碑刻

对于清真寺的修缮工作，官方也给予了一定支持。松江清真寺《重修真教寺碑记》中如是写道，“持谕赛哈智支持，香火所在，寺有倾颓，许重修，不许阻滞”；《天方至圣实录》中出现了类似记载，“洪武二十五年（1392）三月十四日，赛哈智于奉天门奉圣旨。如有寺院倒塌，许重修，不许阻滞与他住坐。”

另外，朱元璋一直对回回人的宗教习俗，给予了一定的尊重与支持。据《敕建净觉礼拜二寺碑记（应天府）》中的记载，在得知西域回回人可马鲁丁等人归附后，朱元璋特意“敕建二寺安扎，将可马鲁丁等五户分在望月楼净觉寺居住，子孙习学真经，焚修香火，祝延圣寿，优免差役。”

位于宁夏的同心清真大寺

3）伊斯兰教的发展

随着时间的推移，伊斯兰教得到了显著发展。资料显示，明朝建国之初，各地清真寺数量比较有限。进入15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境内合计有90余座清真寺，几乎都是政府为穆斯林们建造的”。

等到了明朝后期，清真寺的数量越来越多，比如今天北京城内的东四牌楼清真寺、花市清真寺、三里河清真寺、锦什坊清真寺以及通州、昌平等地的清真寺，大多都是在这一时期修建的。

用发展的眼光看，以清真寺为核心的教坊组织的逐步形成与完善，不仅有效整合了回民群体的共同性，更极大推动了他们的“本土化进程”（拓展阅读：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一的回族，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北京的牛街清真寺

尊重伊斯兰教的底层逻辑

元末的地方叛乱以及天灾、瘟疫和饥荒的大规模冲击，使得中原各地人口锐减，经济萧条、百姓生活极端困苦，大量农田沦为荒地（拓展阅读：沉迷于窝里斗的成吉思汗的子孙们，是如何摧毁元朝的？）。

对于新生的大明王朝而言，当下最棘手的任务，就是妥善抚慰战乱创伤，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发展生产，保障民生稳定。

明朝与北元的对峙

1）维系统治的政治学考量

坦诚说，朱元璋之所以尊重伊斯兰教并优待回回上层人士，本质上还是基于巩固统治的政治需要。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首先，元朝的回回上层人士不仅在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域颇有建树，并且普遍拥有一定的影响力与号召力。对于朱元璋而言，倘若能够得到上述人众的支持，对于维持统治乃至边疆局势的稳定均大有裨益。

在元朝，可以看到很多“异样面孔”

其次，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进入14世纪以后，伊斯兰教已经被居于国内的以回回人为代表的多个“非汉”族群所广泛接受。须知，当时的回回人不仅人口众多，而且分布广泛，所谓“回回遍天下”的说法并不夸张。

鉴于此，明廷不仅主动免除了甘肃境内回回人的赋税，还将不少一直居于西北的回回人迁徙至生活条件更为优越的华北与江南等地安顿了下来。

由此可见，朱元璋所推行的一系列安抚与怀柔政策，本质上就是为了有效拉近官方与回回人乃至其他“非汉”穆斯林族群的心理距离，旨在获得更广泛的支持，进而有效促进统一事业的完成。

位于青海的洪水泉清真寺

2）维系外交的理性选择

基于休养生息的需要，朱元璋一直奉行“以德睦邻、和谐周边”的外交政策。他在《皇明祖训》中强调，“彼（周边邻国）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

有鉴于此，明朝在立国之初，就对海外国家和地区确立了怀柔或羁縻政策，不断派遣使臣四面出使，主动与之通好，既希望与之和平相处保证边境安宁，又希望在与交往过程中巩固自己的“中央之国”的地位（拓展阅读：面对来势汹汹的倭寇，为什么明军一度丢盔卸甲、落荒而逃？（修订版））。

《皇明祖训》古本内页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西域、西亚乃至东南亚和南亚诸国的人众，普遍信仰伊斯兰教。比如东察合台汗国的首任大汗秃黑鲁帖木儿（1329—1362），于1353年正式将伊斯兰教设定为国教（拓展阅读：成吉思汗的子孙后代们，是如何统治和经营西域的？）

除此之外，中亚的帖木儿帝国以及西亚诸国都是高度伊斯兰化的国家；即便在东南亚和南亚地区，伊斯兰教也有着很强的存在感。

伊斯兰教的传播路径

要想笼络这些国家，发展和他们的友好关系，明朝务必要高度重视伊斯兰教的作用并保护伊斯兰教。

现实情况是，明朝对伊斯兰教所推行的宽容与保护政策，不仅有效地促进了官方与西域以及海外诸国的友好往来，双方的贸易也日渐复苏，西北边疆地区也维持可较长时间的安定与繁荣。

《丝路山水地图》中的哈密地区

3）伊斯兰教义有助于统治

当然，还有一点不容忽略，那就是伊斯兰教的教义内容，本身也有利于维系和巩固统治阶级的统治（拓展阅读：千里佛国的最终倒掉：西域地区的伊斯兰化，是纯属偶然吗？（修订版））。

麦加清真大寺

首先，伊斯兰教认为，“安拉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恩养者，是全能全知、大仁大慈、赏善罚恶、无所不在的宇宙唯一的主宰。”

其次，伊斯兰教认为，“人生下来就是不清白的、罪恶的。但是，由于真主安拉的宽恕，人在今世已不再带有罪。可以说，人的富贵贫贱、生死祸福都是真主安排好的，人们应忍受一切苦难，安于现状。”

第三，伊斯兰教认为，“凡是今世信仰安拉、遵守经典、服从先知的人，在生命停止即“世界末日”来临时，可升天堂，作恶者下地狱。”

位于伊斯坦布尔的蓝色清真寺

一言概之，伊斯兰教的教义不仅在强调“穆斯林生来就自带一种负罪感”，还要求“穆斯林需要对安拉有感戴之情”，保证“让穆斯林们在信仰安拉与祈福后世的心理下，接受充满着等级差别的现实世界”。

站在统治阶层的角度看，对伊斯兰教的深度信仰，不仅可以消磨受压迫者的斗志、舒缓阶级矛盾，还可以使受压迫者在寻求精神慰藉中，容忍现实社会的苦难和不平等，存在着世俗的功利性。

祷告中的南亚穆斯林

客观存在的“回回歧视”

当然，基于巩固统治与防范异教徒的双重需要，明朝也对伊斯兰教推行了一定的防范和限制政策。

1）官方对伊斯兰教的约束

首先，为了控制伊斯兰教，明朝一直实行政教分离与教法分离的政策。

朱元璋不仅废除了伊斯兰教的掌教之名，统称为“老师傅”；还要求他们只能传教布道，不得干涉民间事务，不得掌理民间词讼。

南京现存最早的清真寺——净觉寺

其次，明朝大力推行民族同化政策，加速“非汉”族群的本土化进程。

朱元璋曾下令，“凡蒙古人、色目人，听与中国人为婚姻，不许本类自相嫁娶。违者，杖八十，男女入官为奴”，颁令了禁止辫发和椎髻、禁止胡服与胡语等“去胡化”法令（拓展阅读：读书笔记：明朝日常生活中的“蒙古风”），拒绝了居于撒马尔罕的回回人的内迁请求。

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所有的回回人都拥有了一个汉名。当然，他们更改的汉姓也都是有据可循的，即多以原名当中的某个音为姓。例如穆罕默德多改姓“马”、哈桑多改姓“哈”、赛以德多改姓“赛”。

明朝《贡狮图》中的回回人形象

2）朱元璋的“回回偏见”

需要支持的是，尽管朱元璋对伊斯兰教持有宽容政策，但他从未掩饰对回回人群体的提防与轻蔑之情。

在王世贞《弇山堂别集》所载《诏令杂考二》中，记载了一个朱元璋于洪武三年（1370）给徐达等人的亲笔谕令：“一个太医，江西人，前元提举，即目在各官处用事；又指挥孙苍处有两个回回，金有让孚家奴也，教发来。”

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如此精细入微的观察与追索固然是可以理解的。不过，我们也能看到朱元璋的心态与其“夷狄观”是有着很大关系的。

明孝陵

他在读完《论语·八佾》“夷狄之有君”一章后，写下了一篇带有读后感性质的短文《解夷狄有君章说》，并在文中指出：

夷狄，禽兽也，故孔子贱之，以为彼国虽有君长，然不知君臣之礼，上下之分，争斗纷然。中国纵亡君长，必不如此。是其有君，曾不如诸夏之亡也。宋儒乃谓中国之人不如夷狄，岂不谬哉！

由此可见，受制于时代局限性，朱元璋不可能真正做到视“夷夏”为“一家”，更不可能把握并解决元朝遗留下的民族问题。

欧洲传教士眼中的明朝

伴随着15世纪中叶“土木之变”的爆发（拓展阅读：太师传奇：也先是如何“炼成的”？（修订版）），明蒙关系日趋恶化。随着时间的推移，传统的“华夷之辩”学说逐渐大行其道。

不过话说回来，这种“华夷观”不仅没有激励明朝走向复兴，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其灭亡的进程（拓展阅读：读书笔记：传统的“华夷观”，是如何让明朝走向万劫不复的？）。

崇祯自尽，明朝灭亡

3）《大诰》中的“回回歧视”

所谓《大诰》，是朱元璋亲自统筹修订的刑典。进入洪武中期以后，官吏贪赃枉法、豪强兼并等情况日趋严重。有鉴于此，他将“官民过犯” 典型案例辑录成帙，仿周公《大诰》之制向全国发布，希望“斯令一出，世世守行之”。

洪武十八年（1385）冬，明廷刊印并发布了《大诰》七十四条，十九年春刊布了《大诰续编》八十七条，十九年冬刊布了《大诰三编》四十三条，后世将之与《大诰武臣》统称为《御制大诰》。

《大诰》内页局部

对于《大诰》前后三编，朱元璋要求，“凡朕臣民，务要家藏人诵，以为借鉴；皆颁学宫以课士，里置塾师教之”。

很快，社会上涌现了大量能背诵《大诰》全文的知识分子。据说，当时能够熟练讲读《大诰》的进京朝见者，一度多达19万人。对此，朱元璋本人不仅“皆赐钞遣还”，还认为此举必能深入人心，天下也能大治。

《大诰》内页

在《大诰》当中，一共有两名受刑的回回官员。一名叫艾祖丁，罪名是“妄奏官属”。对于此案，里面给到的判词与处理结果如下：

艾祖丁系回回人氏，任大理寺左少卿。凡详审刑名，其心务在出入，其同任在寺进士杨吉，执政明刑。其艾祖丁等官，数皆不律。内大理卿边泰，被进士唐盛等具奏情状，已行治罪。其艾祖丁心生妒忌，生事罗织，杨吉为无短可讦，止将出入缘由罗织，朦胧具奏。

其辞曰：杨吉不遵礼法，于公堂中大辱臣等。朕敕都是御史按问，及其复命也，乃艾祖丁诬奏杨吉，祖丁抵其罪而无憾，诛之。

该案所牵涉到的艾祖丁与边泰、唐盛、杨吉等人都是大理寺官员。鉴于朱元璋一上来就亮明艾祖丁“回回身份”的写作手法，因此有学者推测，艾祖丁之所以被诛杀，很可能是出于朱元璋对回回人的歧视与整体不信任所导致的。

南京明故宫俯瞰

另一个案件出自《大诰三编·王锡等奸弊第二十九》。对于此案的判词与审理结果，里面如是写道：

礼部郎中王锡，系色目人，冒汉姓而曰王锡，掌祠部事。凡大驾、东宫、王驾出入并诸将征进，有所祭祀，牲口并属本部收买。

其王锡通同察院、刑部子部、光禄司少卿屈图南，将断没猪羊暗地移文，作收买破用。其所支官钞，或千，或数万，抵下入已。致被主事李显各因事发，讦出前奸。其色目王锡公然肆女，招杀身之祸。

《大诰》内页

《大诰》遍布臣民，初出未广，礼部且有一部，员外郎尹严时常看读。色目王锡见之，故藏匿其书，亦被尹严奏发。呜乎！君子导人为善，惟恐不善，导之再三。

今色目王锡公然为恶，见人为善，恶人为善，匿其《诰》，使人不知。《诰》已布天下矣，何匿之有哉！呜乎！愚夫为利之所迷，将以奸狡为妙，孰不知杀身速矣，色目王锡由是而杀身矣。

南京明故宫遗址

简单地说，“色目人”王锡的罪主要是两个。

第一个罪名，王锡通过主管祭祀用牲口的权力，串通其他官员，“将断没猪羊暗地移文，作收买破用”，借机贪污。显然，这是朱元璋本人无法容容忍的。

第二个罪名，同僚尹严揭发王锡将《大诰》藏匿了起来“使人不知”。坦诚说，“时常看读《大诰》”的尹严，大概率是个善于追风的投机人物，他揭发王锡藏匿《大诰》，为其网织了“恶人为善”的罪名，最终将之置于死地。

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文中频繁出现的“色目王锡”的字样，充分显示着朱元璋本人对色目人的鄙夷与厌恶之情。

南京明故宫遗址

尾声

到了17世纪中叶，居于明朝境内的回回人基本上完成了“本土化进程”。根据葡萄牙教士曾德昭（1585—1658）的记载，当时的回回人“说当地的话，只识几个字，不知道他们原来的语言（波斯语）”了。

曾德昭（1585—1658）与著作《大中国志》中文版

最后想说的是，今天的回族内部，固然含有些许的外来因子，本质上是从唐宋以来定居于境内的中亚人、阿拉伯人以及畏兀儿、蒙古、汉等民族的一部分人互相通婚、融合而成的新生民族，并不是在国外成为一个民族后再迁入进来的，他们为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科技等领域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国的领土疆域是由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共同开发的，中国历史也是由汉族和少数民族一起创造的。作为中华民族的成员，不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应该享有中国历史主人的地位和权利。

朱元璋是回族人吗？他是如何看待伊斯兰教与回回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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