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地处赣、闽、粤三省之交的偏远山区，这里的封建陋俗，根深蒂固、盘根错节。
不仅长期影响了广大民众的生活习性，也极大阻碍了中央苏区的发展壮大。
为此，党采取一系列有力举措，对原有封建陋俗进行回炉重塑，培育出健康向上的社会新风尚。
重视文化教育的“破旧立新”
党在创建中央苏区的过程中，首先在文化教育上，重构了苏区的社会风俗形态。
一、强化马克思主义文化教育
苏区设立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类文化教育工作领导机构，出版发行马克思主义理论读本，教导民众新思潮。
二、探索文化教育新途径
为重塑原有社会风俗，苏区普遍建立了列宁小学、夜校、识字班、列宁室等，开展群众性的扫盲识字运动，鼓励妇女进校读书识字。
当时，苏区城乡的村口路旁皆挂有识字牌，民居墙壁上皆有手写标语、口号。
苏区军民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教育，普遍接受了新的生活方式。
三、深刻揭露封建陋俗恶习的本质
1928年10月，中央向各级党部发出《中央通告第四号——关于宣传鼓动工作》。
要求“无情的打破农村一切封建宗法反动的思想，尤其在苏维埃区域”。
其中，特别是针对妇女的历史偏见，如三从四德、男尊女卑等封建观念，苏区宪法给予彻底推翻，苏区文化教育给予猛烈批判。
通过这些手段，从精神上彻底唤醒和激发妇女“自我解放”的意识和热情。
开展群众性卫生体育运动
中央苏区生活条件艰苦，严重影响部队的战斗力与百姓抵抗疾病的能力。
为提高苏区的精神文明水平，强壮苏区军民体魄，培育社会新风貌，苏区开展了群众性的体育卫生运动。
苏区体育运动内容丰富，田径方面有跳高、跳远等，体操方面有柔软体操、动作操等。
苏区各类学校开设了体育课，并规定了一定课时。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苏区妇女积极参加体育运动，成为一抹亮色。
比如，1930年5月在福建省龙岩县龙池区，举行的全区体育运动会，妇女竞相参加。
1934年，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特别指出：
群众的红色体育运动，也是迅速发展的，现虽偏僻乡村中也有了田径赛，而运动场则在许多地方都设备了。
当时在中央苏区，民间保留着许多不良生活习惯，加上国民党连年的军事“围剿”，导致人与动物非正常死亡，出现了瘟疫。
从疫情处置措施看，苏区摒弃“求神喊魂”的愚昧做法，积极救治，并开展了卫生防疫知识宣传与普及工作。
1932年5月，苏区颁布《苏维埃区域暂行防疫条例》，又于1933年3月颁布《卫生运动纲要》。
此外，苏区还成立卫生运动组织，并开展广泛的群众卫生运动。
1934年3月，苏区核心区域瑞金，暴发流行疫病。
临时中央政府决定，组建中央防疫委员会，以增强苏区防疫工作的针对性、有效性，坚决杜绝疫病扩散。
出重拳惩治“黄赌毒”
中央苏区创建前，区域内“黄赌毒”问题较为普遍。
1929年初，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在广阔的赣南、闽西两区域开展军事斗争。
与此同时，党深刻认识到“黄赌毒”，对民生和军队造成的不利影响。
在古田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指出，必须从组织上采取相应措施：
政治观念错误，吃食鸦片，发洋财及赌博等，屡戒不改的，不论干部及非干部，一律清洗出党。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加大了对“黄赌毒”问题的惩治力度。
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四号训令、临时中央政府第十三号布告等明文规定，对种植鸦片，“严密侦查，予以严厉之处罚”。
苏区对于涉及“黄赌毒”的政府工作人员，给予行政撤职处分，并罚做苦工。
情节严重者，经司法审判或公审后处决。
为配合政府扫除“黄赌毒”，苏区各报纸杂志开辟专栏。
比如，《红色中华》报开辟一系列专栏，用于揭露赌博陋俗等。
苏区坚持出重拳严惩“黄赌毒”，令国民党当局惊叹：烟赌两项“全被禁绝”。
优化传统礼俗
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礼仪不仅形式多样，而且内容丰富，深刻影响着社会风俗。
党在开创中央苏区的过程中，采取了“批判性继承”的态度。
一方面，对原有节日礼仪中的迷信活动加以禁止；
另一方面，对传统礼仪中的优秀元素加以提升，并厚实了反映苏区军民顽强斗争、崇尚科学的文化内容。
比如，苏区文艺工作者积极改编传统歌舞《采茶戏》，填上充满斗争精神的新词，增添了节日的喜悦气氛。
在优化传统节日礼仪的同时，苏区还不时举办具有特定纪念意义的庆典活动。
比如，在“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苏区都会举办盛大的宣传活动和文艺表演活动。
据《红色中华》报第13期报道，1932年“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瑞金第九区举行了大规模的群众纪念大会。
会场中，广大妇女情绪非常热烈，高呼“劳动妇女解放万岁”等口号。
当天晚上举办的文艺晚会，还上演了《劳动妇女的出路》
总体而言，党在中央苏区进行了一系列移风易俗的社会变革，这些变革涉及群众生活方方面面。
不仅使苏区人民的生活环境得到改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还极大地增强了他们的民主意识，丰富了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
苏区人民开始养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苏区成为了“一个自由光明的新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