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安全套是最伟大的发明。
某种意义上确实是，每个人都能负担得起的避孕方式，避免了许多可能发生的悲剧。
看完下面的文字，你或许能更明白我在说什么。
……
靖康之难，宋室南迁。
国家的政治、经济中心也随之南移，江南成为赋税来源的支柱。
但让朝廷比较蛋疼的是，江南的税基出了大问题。
百姓普遍“生子不举”，生育率严重下滑。
所谓“不举”，即生孩子但不养育，乃至溺婴、弃婴这些残忍的行为。
当时“生子不举”有多严重？从各地官员的奏章中或许能窥见一二。
臣闻闽、广之间，往往有不举子之风。以成丁之后，还为家害，故法虽设而莫能禁。
小孩长到即将缴纳人头税的年龄时，被家人视为祸害，极可能被杀死。
于是出现了一种更恐怖的情景，如果新生儿有兄长，就很可能会被哥哥亲手杀死。
民嗜储积，至不欲多男，恐子益多而赀分始少。......父母容有不忍者（杀新生儿），兄弟惧其分己赀，辄从旁取杀之。有老而生子者，父兄多不举，曰是将分吾赀......继生嗣续， 不及襁褓，一切杀溺，俚语谓之薅子。虑有更分家产，建州尤甚。
如果是个案，那没有讨论的必要；但这是当时的普遍情况，说明为人父母、为人兄者，并不是这些惨剧的罪魁祸首……
为了方便征税，赵宋朝廷按照生产资料的多寡，粗暴地将全国户口分为五个等级，最穷的被称为下户。
下户拥有的田产很少，在缴纳赋税后，劳动剩余往往不足以维持生计，只能出售土地、面临土地被兼并的结局。
据梁庚尧《南宋的农村经济》第一章“南宋农村的户口概况”中估计：这种极度贫穷的“下户”，在所有征税户口中的占比达到90%。
等到下户的田产被兼并殆尽、沦为佃农和佣工，彻底没有任何资产，他们就将沦为五等户口之外的“客户”纳税人口。
据《南宋的农村经济》的统计，在农村户口中占比约为50%-60%左右。
也就是说，下户+客户，占整个国家纳税户口的95%以上。
吕祖谦《为张严州作乞免丁钱奏状》：臣谨按本州丁籍，通计六县，第一等至第四等户止有一万七百一十八丁，其第五等有产税户共管七万一干四百七十九丁，虽名为有产，大率所纳不过尺寸分厘升合抄勺，虽有若无，不能自给……（贫困户口）是十分之中九分以上兀瘩困迫，无所从出。
而这占比95%的贫困人口，却是国家丁税——即人头税——的根本税基。
宋代规定，男子二十成丁、六十为老，人户每岁按丁输纳钱米和绢，总称身丁钱。
人头税本来只是一种补充税，但由于皇家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士大夫们田赋全免、商税打折……
税源少了怎么办？那当然是苦一苦老百姓了，提高丁税。
比如福建路福州，原有夏税及身丁钱共两万九干七百贯，其中，身丁钱是夏税的三倍还多。
但随着失去半壁江山，人口少了大半、食利者却还是那么多……
于是，国家重新定义“男丁”，将男子成年年龄、丁钱的征收起始年龄，改成十三岁。
而到了地方上，各地想“进步”的官员为了给国家创收，更是在丁钱的基础上，针对还没有“成丁”男童，开创性地发明出“挂丁钱”、“添丁税”等各种匪夷所思的税种。
凡中华子民，只要带把儿、不管硬不硬的起来，都得交税。
胡我琨《钱通》卷：民生子，必纳添丁钱，发额百万，民贫无以输官，故生子皆溺死。
《宋会要》载：广南东西两路，民间有曾、祖、父母存而身未成丁之人，访闻州县，便行科纳，谓之挂丁钱。
在层出不穷、变着花样地压榨下，民间延续两千年“多子多福”的观念，迅速被“多生返贫”取代。
“计产授口”、“生子不举”成为了95%宋国贫穷家庭的生存策略，杀婴、弃婴导致的婴儿死亡率居高不下。
换句话说，95%以上的家庭都处于朝不保夕、或者即将朝不保夕的生活状态中，生子不举就成了贫苦农户控制家庭人口数量的一种无奈手段。
再加上，穷人的抗风险能力是最低的，稍微遇上点天灾人祸，顷刻间就会困不聊生，那些原本正常抚养的婴儿，也将面临“不举”的悲惨结局。
杨万里《诚斋集》：细民弃婴儿于野数百……一岁之间，婴孺夭瘀，不知其几。
想象一下，成百上千的婴儿被父母抛弃在荒野之上，冻饿夭折、狼吞犬噬，是何等悲惨的人间地狱。
这不仅是悲剧，更导致南宋或者说江南的人口数量和结构出现巨大改变：纳税群体的人口开始下滑。
壮丁数量下滑，不仅使得南宋生产力下降、税收减少，被迫更依赖海贸；也导致兵源不足，成为困扰国家一个多世纪的难题。
同时，要求最基层的保长监测辖内生育情况，每月统计上报新生儿增量报表，举报“生子不举”者有赏。
《淳熙三山志》卷三九：责五人为保，有工者保依条追赏 每获一名，更于知情引领牙保藏匿人名下理钱二十贯充赏，其邻甲厢香一例重行断遣。
甚至，全国各地还开始建立最早的公共福利救济模式，以帮助更多的贫困家庭解决新生儿的抚养困难。
宋宁宗曾下诏，要求诸路提举司建立“胎养谷”，用来奖励生育、抚养幼婴，达到政府救济的作用。
表面上看起来，国家为了刺激人口增长，可谓用心良苦……但实际上，收效甚微。
地方官收的税，绝大部分要上缴朝廷中枢，地方上能截留的微乎其微。
朝廷让地方建立“胎养谷”、又要用常平米鼓励生育，却不拨付专项资金、要求地方自己解决……
《历代名臣奏议》赵汝愚“申请举子仓事疏”：朝廷累降指挥，许支义仓钱米，接济贫乏不能举子之家，德意非不隆厚。只缘本路（福建路）多是山田，义仓等米岁入不多，州县不能均给，无以取信百姓。
因此，朝廷鼓励生育百年，但直到大宋灭亡都没有起色。
有一些有识之士，试图跳出朝廷体制的限制，建立民间的救济组织，以达到鼓励生育的目的。
这种举子仓相当于现今的民间慈善NGO，居于政府体制之外，主要依靠民间社会资源实现救济作用，粮食来源于农村基层互助组织的“社仓”、以及僧寺道观的“租米”。
但因为缺乏监管，这种尝试最终也失败了——举子仓的资源并没有用于振兴人口、鼓励生育，反而因为缺乏有效的监督，被一小撮别有用心之人用来放高利贷、印子钱，沦为“谋利丰殖之具”。
《宋会要· 食货》：社仓之米不贷于贫民下户，而土人仓官乃得专之，以为谋利丰殖之具。所贷者非其亲戚，即其家佃火，与附近形势豪民之家。冬则不尽输，其可得而敛者，又为仓官私有。 ……是以举子虽有仓，刻石虽有碑，而美意尽失之矣。
实际上，在当时的生产力背景中，国家对人口问题真的无解吗？
一方面要减少人头税的征收范围和力度，至少要对“生子不举”高发地进行减免；
另一方面，在对生育进行补贴时，应由朝廷中枢承担更大的支出比例，减少地方官府的财政压力。
这些，归根结底是要减轻百姓的生存压力，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但这些，本质上是要让国家少收钱、多花钱，那谁来供养国家机器？难道要士大夫重新交田税？
后世张居正的一条鞭法、雍正朝的摊丁入亩，一度、某种程度上确实是这么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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